生物医学检验科学教育中的技术素养：基于课程分析与学生视角的混合方法研究

本研究针对Healthcare 4.0背景下生物医学检验科学(BLS)教育的技术素养(TL)缺口，通过混合方法揭示了丹麦高校课程设置与学生能力发展的错位问题。研究人员分析5所大学学院的BLS课程框架，结合178名毕业生问卷及11人焦点访谈，发现当前教育过度侧重应用导向技术(SOLO 3级)，而忽视批判性思维(SOLO 5级)与新兴技术整合。研究结果为优化BLS课程设计、强化临床实践与教师培训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培养适应数字化医疗的检验人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医疗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生物医学检验科学(BLS)专业人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到实验室自动化系统，Healthcare 4.0时代的检验科室已成为医疗创新的核心战场。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当丹麦政府将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写入国家生命科学战略时，教育系统却似乎未能同步跟进——最新研究显示，检验科毕业生对区块链、物联网医疗设备(IoMT)等新兴技术的理解程度，与其在未来职场中的实际需求存在显著断层。

哥本哈根大学医院(University College Copenhagen)与丹麦其他四所大学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这种教育与实践的脱节源于多重因素：课程设计中技术素养(Technological Literacy, TL)概念模糊、教师数字能力不足、以及过度强调传统检验技术而忽视创新思维培养。通过对全国BLS课程的SOLO(Structure of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分类法分析，研究团队首次量化了丹麦检验医学教育的"技术盲区"——在总计1,243个学习目标中，仅有17%涉及高阶技术思维能力(SOLO 4-5级)，而63%停留在"按钮操作"层面的应用技能(SOLO 3级)。

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采用解释性序列混合方法：先通过ATLAS.TI软件对五所院校的课程文档进行主题编码，再对178名应届毕业生开展全国性问卷调查，最终选取11人进行焦点小组访谈。这种"从文本到体验"的研究路径，既捕捉了制度层面的课程设计特征，又揭示了学习者真实的能力发展轨迹。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SOLO分类法量化课程中的技术素养层级，通过REDCap系统管理符合GDPR规范的问卷数据，使用ATLAS.TI和NVIVO v12进行访谈文本的语义分析。临床实践数据来自丹麦302名BLS学生的实习反馈，教师能力评估则基于学生对5所大学学院(UCC、VIA UC等)教育体验的横向对比。

研究结果

课程中的技术素养分布

桑基图显示哥本哈根大学学院(UCC)和南丹麦大学学院(UCSYD)的TL内容占比最高(28%和24%)，但各校普遍存在"中级技能陷阱"——SOLO 3级内容占比达47%，而培养创新思维的SOLO 5级仅占21%。更值得关注的是，第四学期出现异常的"层级跳跃"现象，学生直接从基础操作(SOLO 2级)被要求完成复杂技术评估(SOLO 5级)，缺乏必要的渐进式训练。

毕业生的自我认知悖论

尽管课程存在明显缺陷，33%毕业生自评TL水平"非常高"，67%选择"中等"。访谈揭示这种矛盾源于临床实习的补偿效应——82%受访者认为"科室实操比课堂更有价值"(引文5)，但同时也承认"只会按流程操作仪器，不懂故障原理"(引文4)。这种"熟练的无知"状态，暴露出教育体系对技术批判性思维的忽视。

教师能力的关键影响
"我不确定教师自己是否了解这些技术"(引文2)的尖锐批评指向核心矛盾。数据分析显示，学生对院校TL支持的评价显著低于临床实践(p<0.01)，而教师数字能力不足被列为三大障碍之首。这与Gough等学者的发现形成呼应——当教师自身缺乏AI、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经验时，很难培养学生应对Healthcare 4.0的创新能力。

讨论与启示
该研究首次实证揭示了BLS教育中"技术素养鸿沟"的三重维度：课程设计的结构性缺陷、教师队伍的数字化短板、以及理论实践的结合不足。其创新价值在于：

1. 建立SOLO-TL评估框架，为量化医学教育的技术整合提供新工具；
2. 发现"临床实习补偿效应"，说明真实工作环境对技术能力培养的不可替代性；
3. 提出"数字能力生态系统"改革方案，强调课程、教师、临床三者的协同进化。

正如Frenk在《柳叶刀》医疗教育报告中强调的，未来检验科人才需要兼具技术操作者、创新协作者与伦理思考者三重角色。本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具体路径：在课程中增加SOLO 4-5级目标(如技术伦理辩论、AI诊断系统开发)，采用DigComp 2.2框架升级教师培训，并通过"校-院联合实验室"促进技术转化的无缝衔接。这些发现不仅适用于丹麦，对全球医学检验教育转型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