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多项式模型进行隧道堆肥优化，结合水分和密度控制以稳定电导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Engineering》：Tunnel composting Optimisation using polynomial models with moisture and density control for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stabilisation

中国河流首席系统（RCS）的垂直与水平问责机制研究——以厦门为例

　　中国在水治理方面长期面临严重的河流污染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生态环境，还对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央政府于2006年推出了“河长制”（River Chief System, RCS），作为一种促进跨边界协作和提升责任机制的创新治理模式。尽管这一制度在改善部分水域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责任落实和治理效果方面。本文以厦门的“河长制”为案例，探讨其在垂直责任和水平责任方面的表现，分析其在提升治理效果中的潜力与局限。

“河长制”是一种多层次、多部门参与的治理结构，其核心在于将地方官员的责任与水环境治理成果直接挂钩。在这一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党政机构的负责人被任命为“河长”，负责其管辖区域内的河流和湖泊的治理。此外，还设立了相应的“河长制办公室”（RCSOs），以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这种制度设计旨在通过加强责任机制，推动地方官员积极参与水环境治理，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然而，尽管“河长制”强调了责任机制的强化，但实际效果仍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在垂直责任方面，“河长制”通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确保治理任务的落实。例如，厦门市的市级“河长”会设立具体的水质目标，并通过定期的环境检查和绩效评估来监督下级政府的治理成效。这些评估不仅涉及水质指标，还包括治理机制的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等多个方面。绩效评估结果会直接影响官员的晋升和奖惩，从而形成一种激励机制。然而，这种垂直责任机制在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主要依赖于经济增长指标，他们在执行水环境治理任务时往往优先考虑经济利益，导致治理效果难以持续。其次，绩效评估过程缺乏透明度，政府内部的评估结果常常被隐藏，无法向公众公开，从而削弱了问责的实效性。此外，尽管“河长制”通过严格的考核机制试图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机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合规性，而非实质性的治理效果。

水平责任则在“河长制”中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政府间协作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中。水平责任通常指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监督和责任分担，但在“河长制”的框架下，这种责任更多地依赖于非正式机制，如信任、互惠和共同目标。例如，在厦门市的“民间河长”项目中，市民通过参与河流巡逻、收集公众意见和监督政府工作，与政府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水平责任关系。然而，这种责任关系往往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导致市民的监督行为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意愿和政府的象征性奖励，如公开表彰和小礼品。同时，市民在参与过程中也面临信息不对称和资源匮乏的问题，无法获取详细的数据或进行深入的环境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监督能力。

在政府间协作方面，尽管“河长制”强调了跨层级和跨部门的协同治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协作往往依赖于上级政府的干预。例如，厦门市的市级“河长”会通过召开工作例会，协调各相关部门的治理任务，但会议中常常出现责任推诿的现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解决问题。这种现象表明，政府间协作更多地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作，而非实质性的共同治理。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在经济考核中的优先地位，他们在执行治理任务时往往倾向于采取短期、表面的措施，而非长期、系统的治理方案。这导致“河长制”在改善水环境质量方面效果有限，尤其是在面对复杂和长期的环境问题时。

为了提升“河长制”的治理效果，需要在垂直责任和水平责任之间找到平衡。垂直责任虽然能够确保治理任务的执行，但过度依赖这种机制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增强水平责任的作用。例如，可以建立更多的公开讨论平台，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从而提升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此外，还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机制，减少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信息操控和责任逃避行为。

总体而言，“河长制”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模式，在中国水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责任落实和治理效果方面。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优化这一制度，使其在提升水环境质量的同时，兼顾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从而实现更有效的跨边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