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障碍与衰老：表观遗传学和虚弱标志物的孟德尔随机化分析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Sleep disorders and aging: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analysis of epigenetic and frailty markers

本研究基于6766名广州中学生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压力事件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发现被父母责骂、学业负担过重和疲劳为核心节点，不愿上学和日常生活变化为桥梁节点，性别和年龄差异不显著。结论强调识别关键压力源对抑郁预防的意义，需进一步纵向验证。

　　这项研究由罗生宇、冯秀琼、李露、李静华、陈伟青、徐丹、徐仲智和郭维亚等人共同完成，旨在探讨青少年在生活事件压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中这些关系的变化。研究团队来自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位于中国广州。该研究基于一项横断面调查，收集了来自广州黄浦区六所学校的6766名中学生的数据，年龄范围在11至20周岁之间。研究通过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生活事件压力（SLEs）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性别和年龄差异对这些关系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是情感和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他们常常面临各种压力源，例如学业压力和同伴冲突，而这些压力源往往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能力。这些挑战可能导致负面情绪和心理问题，因此引起了全球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广泛关注。抑郁症是青少年中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其累积发病率从青春期早期的6.4%上升到青春期晚期的15.2%。此外，亚临床抑郁症状通常会先于临床抑郁症的出现，并且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下降密切相关。因此，早期识别这些症状的风险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至关重要，从而降低临床抑郁症的疾病负担。

生活事件压力（SLEs）如学业失败、人际冲突以及亲人患病或去世，已被广泛认为是青少年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症状的强预测因素。尽管已有大量证据表明SLEs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存在联系，但大多数研究依赖于标准化量表的累积分数或截断点来评估整体抑郁症状。这种方法将抑郁症视为一个单一维度的结构，忽略了抑郁症状的异质性，即它们在内容、严重程度和功能影响方面存在差异。传统的回归模型虽然可以研究压力源与个体症状之间的关系，但通常忽视了这些症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倾向于共同出现、相互作用并随时间相互强化。因此，由于这种复杂性，很少有研究探讨特定SLEs与个体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多个SLEs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网络分析是一种新颖的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心理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回归模型不同，网络分析考虑了变量之间的成对关系，同时控制网络中所有其他变量的影响。这种方法能够更清晰地展示特定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考虑到整个网络中其他变量的影响。与传统的依赖于累积量表分数的方法相比，网络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通过在一个模型中可视化和展示不同类型SLEs与各种抑郁症状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此外，网络分析还允许识别出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即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中心节点，以及可能作为压力源与抑郁症状之间关键路径的桥梁节点。这些发现对于制定有针对性和高效的干预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尽管已有两项研究应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SLEs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守儿童和职业学校学生群体，而针对中国普通中学学生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讨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的项目级关系。同时，本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和年龄差异对这些关系的影响。

在研究设计方面，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广州黄浦区一所学校进行的调查。考虑到该区学校分布情况，随机选择了六所学校，其中包括四所初级中学和两所涵盖初级和高级中学教育的综合学校。所有被选中的学校的学生均被邀请参与调查，通过纸质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使用了《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清单》和《患者健康问卷》（PHQ-9）的九个条目来收集青少年的压力事件经历以及抑郁症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团队构建了SLEs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网络模型，并识别出中心节点和桥梁节点，同时评估了网络的稳定性。为了探讨性别和年龄差异，研究团队还采用了网络比较测试的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14.5岁（标准差为1.6岁），其中52.3%（n=3538）为男生。在各项SLE和抑郁症状中，女生在大多数SLE项目上的得分高于男生。同样，抑郁症状的得分在女生中显著高于男生（所有p值<0.05），除了心理运动功能障碍（PHQ8）这一项。网络模型显示，被父母责骂（SLE14）和学业负担过重（SLE2）作为SLEs，以及疲劳/失去能量（PHQ5）作为抑郁症状，在网络中具有最高的边缘影响（EI）。此外，不愿意上学（SLE23）、日常生活发生显著变化（SLE22）以及考试失败（SLE1）等SLEs，以及负罪感/无价值感（PHQ6）等抑郁症状被识别为关键的桥梁节点，连接SLEs与抑郁症状。网络结构和全局强度在性别和年龄组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这表明青少年在面对SLEs和抑郁症状时，存在相对稳定的模式。

在讨论部分，研究团队指出，通过大规模样本（6766名青少年）采用网络分析方法，他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SLEs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可能因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被父母责骂和学业负担过重作为SLEs，以及疲劳/失去能量作为抑郁症状，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这可能意味着这些因素在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此外，不愿意上学、日常生活发生显著变化以及考试失败等SLEs，以及负罪感/无价值感等抑郁症状被识别为桥梁节点，这表明它们可能在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针对这些关键节点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和发展。

研究团队还指出，虽然性别和年龄差异在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但这些差异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中，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发现需要进一步验证，特别是在纵向研究中。此外，研究团队认为，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其发展轨迹，以及不同类型压力源和青少年应对压力的方式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结合纵向设计，以更全面地理解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动态关系。

在结论部分，研究团队总结道，这项横断面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SLEs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识别出网络中的关键中心节点和桥梁节点，为减少青少年抑郁症状的负担提供了重要的见解。此外，研究还发现，性别和年龄组之间的网络结构相似，这表明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中，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因此，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干预策略可以基于这一稳定模式进行设计，以提高其有效性和针对性。

在研究的伦理审批和参与同意方面，该研究遵循了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并获得了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审批号：2021[116]）。在调查之前，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提供了知情同意。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资助编号：82204069），这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此外，研究团队声明没有相关的利益冲突。最后，研究团队感谢参与研究的青少年，感谢他们为研究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SLEs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中的差异。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SLEs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键节点，还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结合纵向设计，以更全面地理解SLEs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探索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同时，针对中国普通中学学生的相关研究仍然较为有限，因此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以更好地满足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