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期间亚裔美国家庭经济压力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联机制：基于家庭压力模型（FSM）的纵向研究

这篇研究通过家庭压力模型（FSM）揭示了COVID-19期间亚裔美国（AA）家庭经济压力对儿童内化问题的直接影响，同时发现积极育儿行为可缓冲经济压力对儿童外化问题的负面效应。研究填补了FSM在移民家庭中的理论空白，为针对经济压力下AA家庭的心理干预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引言

COVID-19大流行对亚裔美国（AA）家庭造成多重冲击，包括失业率激增（从2.5%飙升至15%）和反亚裔歧视加剧。研究基于家庭压力模型（FSM），首次探讨AA家庭中经济压力通过父母心理困扰（焦虑/抑郁）和积极育儿行为影响儿童内化（情绪问题）与外化问题（行为问题）的纵向路径。

经济压力与家庭福祉

经济压力被定义为对经济困境的心理反应，如失业或贫困。AA群体因集中于餐饮、零售等高失业行业，成为经济压力的高危人群。研究指出，经济压力可能通过父母心理困扰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破坏家庭功能，但AA家庭的文化缓冲机制（如集体主义价值观）可能改变这一路径。

家庭压力模型的理论框架

FSM提出经济压力通过三重路径影响儿童：

1. 经济压力→父母心理困扰：失业与收入损失关联抑郁/焦虑症状

2. 心理困扰→育儿行为：抑郁父母更易采用严厉育儿方式

3. 育儿行为→儿童结局：消极育儿导致儿童内外化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FSM研究多聚焦消极育儿，而本研究创新性地纳入积极育儿行为（如积极强化、温暖陪伴）作为保护性因素。

研究方法

对282名AA父母（平均年龄40.6岁，80%女性）进行纵向调查，基线（T1）评估经济压力指数（ESI）、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和6类育儿行为（如限界设定、质量时间），3个月后（T2）用优势与困难问卷（SDQ）测量儿童问题。

关键发现

1. 经济压力的双刃剑效应：

   • 直接增加儿童内化问题（β=0.14，p<0.05），暗示儿童可能内化家庭财务焦虑

   • 意外促进积极育儿行为（β=0.28，p<0.05），可能与疫情居家时间增加有关

2. 心理困扰的负面作用：

   父母焦虑/抑郁症状显著降低积极育儿（β=-1.54，p<0.001），印证FSM的"溢出效应"

3. 积极育儿的保护作用：

   高质量育儿可缓冲经济压力对外化问题的间接影响（间接效应=-0.08，p<0.05）

文化因素的调节

与传统FSM不同，经济压力未直接引发AA父母心理困扰，可能归因于：

• "保全面子"文化抑制心理症状外显

• 集体主义价值观促使父母优先保护子女而非表达自身压力

临床与政策启示

1. 干预设计：应针对AA家庭开发文化适配的育儿技能培训（如结合"孝道"的积极强化技巧）

2. 服务可及性：通过社区组织提供免费财务规划，缓解经济压力源头

3. 政策优化：需关注AA内部经济差异（如缅甸裔家庭收入仅为印度裔的52%）

局限与展望

研究受限于样本以华裔/台裔为主（77.1%），未来需纳入更多东南亚裔群体。测量工具未专门针对COVID-19设计，建议后续研究加入疫情特异性压力指标。

这项研究为理解经济危机下少数族裔家庭的适应性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强调在FSM框架中整合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研究结果对后疫情时代针对移民家庭的心理健康服务具有重要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