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气候核算关键缺陷：纳入谷物生物源CO2对全球减排政策的影响

这篇综述揭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现行核算体系对谷物生物源CO2通量的“碳中和”假设存在重大缺陷。作者通过局部均衡贸易模型证明，在异质性减排政策下，采用净生态系统交换（NEE）核算能优化国内农业减排策略，降低国际粮价压力，抑制毁林行为。研究以加拿大为例，量化显示NEE核算可使农业排放量减少8000万吨/年，为《巴黎协定》目标实现提供新思路。

　　

摘要

当前国际气候核算体系存在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关键缺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将谷物收获期生物源CO₂的固存与后续消化/燃烧排放均视为碳中和活动。这一假设虽被学界多次质疑，却仍主导政策制定。研究通过局部均衡贸易模型揭示，在存在谷物贸易和异质性减排政策的现实场景中，采用净生态系统交换（NEE）核算能重塑各国减排激励——既鼓励谷物生产（大气CO₂移除），又抑制其消费（CO₂排放）。当CO₂社会成本取185美元/吨时，未核算的生物源外部效益/成本竟与谷物价格相当。以加拿大为例，NEE核算使其农业排放量减少8000万吨/年，凸显现行体系的重大偏差。

背景

国内政策、贸易与环境的博弈

早期研究如Jorgenson和Wilcoxen（1990）已发现环境规制会减缓经济增长，而Copeland和Taylor（2004）提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在农业领域尤为显著。美国乙醇政策引发的国际毁林（Searchinger等，2008）和欧盟棕榈油禁令的失效（Busch等，2022）均证明：现行单边政策难以阻止碳泄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生物质CO₂核算缺陷已被视为导致毁林的关键诱因（Searchinger等，2009），相关经济分析仍属空白。

生物碳通量与核算漏洞

全球植物每年从大气移除500Pg CO₂（远高于化石燃料排放的36Pg），但UNFCCC仅核算土壤和森林碳汇，却忽视谷物碳流动。Haberl等（2012）指出，这种偏差源于对“土地利用部门排放报告”原则的误用——原本为避免重复计算的设计，演变为系统性低估。如图1所示，虽然全球谷物碳循环短期平衡，但贸易使各国净排放显著分化：谷物净出口国（如北美）实为碳汇，而净进口国承担隐性排放。

理论模型

封闭经济中的政策等效性

在单一市场模型中，无论采用UNFCCC或NEE核算，庇古税都能实现相同均衡（图3）。这符合科斯定理——产权分配（生产者获碳汇补贴/消费者付排放税）不影响最终效率。但该结论依赖“生产=消费”的强假设，完全背离国际贸易现实。

两区域贸易模型的颠覆性发现

当引入减排区（M）与非减排区（R）的贸易时（图4），NEE核算使M区出口供给曲线下移k值（k=1.5吨CO₂/吨谷物×185美元），显著降低国际粮价。模拟显示：若M区占全球产量50%，粮价降幅可达k/2；而小经济体政策影响更直接。这种价格传导会抑制R区的毁林动机，从源头减少碳泄漏。

实证分析

谷物CO₂价值的震撼对比

如表1所示，按Rennert等（2022）的CO₂社会成本均值计算，小麦/玉米的生物源CO₂价值达285美元/吨，是其农场价的133%-178%。大豆因含油量高，CO₂价值（369美元）甚至接近现货价。如此巨量外部性未被核算，直接导致政策失灵。

加拿大案例的启示

对比UNFCCC与NEE核算（表2），2001-2020年加拿大农业从“年排放5600万吨”逆转为“年固存4300万吨”。这种反转源于：谷物出口携带的CO₂（2020年达1.64亿吨）未被UNFCCC计入，而进口国消费排放也未追溯责任。

政策启示

NEE核算将重构农业减排政策范式：

1. 生产端：碳汇补贴可捆绑输入排放监管，激励低碳耕作；

2. 消费端：素食者日均碳税仅0.2美元，但能抑制18%的饲料转化损耗；

3. 生物燃料：全周期核算将加速非粮生物质技术研发；

4. 国际协作：NEE报告制度可为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提供新基准。

这一变革面临的政治经济学挑战不容忽视，但正如作者强调：“测量管理不了的事物，终将误入歧途”。精准核算生物碳通量，或许是解开农业减排困局的第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