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政策承诺的修辞学：疾病消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话语分析

这篇综述深刻剖析了全球健康政策中"终局"话语的修辞策略，聚焦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框架下的疾病消除目标。文章运用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的"残酷乐观主义"理论，通过丙型肝炎(HCV)和艾滋病(HIV)案例，揭示了政策承诺在目标落空时如何通过危机叙事、社会问题重构等话语机制维持其合法性，为理解全球健康治理中的"消除终局"政治提供了批判性视角。

　　

政策承诺的修辞学：疾病消除与可持续发展的终局叙事

引言：终局话语的兴起

全球健康领域近年来涌现出以"终局"为标志的政策修辞，世界卫生组织(WHO)将2010-2030年称为"疾病消除的十年"。这种话语通过艾滋病治疗规模化的"证据化希望"案例展现其说服力，尽管2005年"3×5计划"仅完成不到50%的治疗目标，但政策文本仍强调"积累了宝贵经验"。这种矛盾揭示了终局叙事在失败中持续运作的独特机制。

疾病消除的语义弹性

流行病学将消除(elimination)定义为特定区域零病例，区别于全球根除(eradication)。但在实践中，定义呈现高度灵活性：丙型肝炎消除被重新定义为"消除公共卫生威胁"，采用90%诊断率、80%治疗率等相对指标。艾滋病消除策略则同时包含"虚拟消除"和"零传播"两种矛盾目标，反映出政策话语的模糊性。数学模型在此扮演关键角色，通过间接指标和预测为难以量化的目标提供"科学合法性"，如非洲地区仅3%的HCV治疗率被纳入全球进度评估体系。

危机作为承诺引擎

当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2023年中期评估显示全部17项目标均未达标时，联合国政治宣言通过三重修辞策略重构叙事：重复强化("我们重申承诺")、危机转译(将失败归因于COVID-19和气候变化的"多重危机")，以及时间弹性("加速行动以回归正轨")。类似地，WHO 2024年全球肝炎报告承认仅11国达标，却通过"机会窗口"的紧迫性话语维持2030年目标不变，甚至引入2050年作为延伸基准点。

社会问题的重构

疾病消除终局催生出"社会转向"现象。WHO 2022-2030战略将生物医学问题重构为结构性不平等，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澳大利亚第六个国家肝炎战略明确提出消除歧视是消除HCV的前提，反映出政策目标从病毒清除向"消除不适(dis-ease)"的演变。这种转向在艾滋病领域尤为显著，UNAIDS的"终结不平等以终结艾滋病"战略将社会正义纳入疾病消除框架。

资金危机与叙事韧性

2025年PEPFAR资金撤资危机成为检验终局话语韧性的典型案例。模型预测显示，资金中断可能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HIV感染率上升280%，但政策报告通过矛盾修辞维持叙事——既警告"所有成果可能逆转"，又强调"处在终结艾滋病的门槛"。这种双重话语通过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同时保持目标不变，实现了伯兰特所说的"残酷乐观主义"的持续运作。

终局政治的悖论

终局话语展现出深刻的悖论性：一方面，不可企及的目标可能削弱科学公信力，如疟疾和麻风病消除目标数十年的延期导致公众信任侵蚀；另一方面，这种"永久即将实现"的状态又维持着政策领域的资源流动。正如肝炎消除模型研究者坦言，他们使用的指标虽具"任意性"，但作为"对话货币"不可或缺。这种张力揭示了全球健康治理中科学证据与政策修辞的复杂共生关系。

超越终局的未来

当消除目标日益与社会变革绑定，终局话语正在发生质变：从单纯的生物医学终点转变为社会转型的象征。这种转变既可能掩盖技术解决方案的局限性，也为真正的结构性干预创造了空间。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当疾病消除成为"社会问题的试金石"，或许我们正在见证全球健康治理范式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