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认识论拓展：历史视角下的协作-原住民转向与本体论转向

这篇综述深入探讨了当代考古学中两种以原住民为导向的研究路径——协作原住民考古学（Collaborative Indigenous archaeology）和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通过历史视角分析二者如何共同拓展考古学认识论边界。文章系统梳理了从19世纪泰勒（Tylor）文化进化论到后过程主义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的理论脉络，指出这两种路径虽方法不同（前者侧重实践合作，后者侧重理论重构），但均致力于解构现代主义认知框架，建立考古学与原住民知识体系的新型对话，其意义堪比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女性主义（feminist turns）对学科的重塑。

　　

重点聚焦

纯真丧失：引言

1973年，考古学家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e）提出其学科正经历"纯真丧失"——这是直面传统研究方法缺陷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他看来，这种觉醒虽带来挑战，却为拓展考古学认识论（epistemological breadth）创造了契机。当然，克拉克讨论的变革远非学科最后一次自我革新。

协作原住民考古学与本体论考古学

协作原住民考古学（Collaborative-Indigenous archaeologies）在1990年代蓬勃发展（如Atalay 2008, Silliman 2008等案例）。尽管与后过程主义（postprocessual）及女性主义研究有交集，其驱动力主要来自考古学界与原住民的现实张力。

早期进化论方法

19世纪，人类学家E.B.泰勒（Tylor 1871）试图建立涵盖所有人类社会的分类框架。他的文化进化模型（cultural evolutionary model）通过"进步"叙事将古今社会纳入同一谱系。虽然被视作"文化科学"奠基人，其理论实则延续了启蒙思想对非西方认知体系的驯化。

原住民导向方法与相对主义多元发声

如同后过程主义争论，关于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讨论常局限于对协作原住民考古学的批判。罗伯特·麦吉（McGhee 2008）曾将其污名化为"原住民主义"（Aboriginalism），声称必须捍卫考古学权威免受"要求将科学发现置于传统知识之下"的威胁。

结论：认识论拓展与学科解构

人类学与考古学始终与"他异性"（alterity）问题纠缠。与某些观点（如Trigger 1989b）相反，彻底的相对主义从未在学科中扎根——每种理论都被调整以适应既定实证主义范式。在考古学领域，这种张力催生了协作实践与本体论重构的双重革新，其意义不亚于女性主义对科研范式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