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南印度骨骼图像中的维萨里与普利卡特：跨文化解剖学与丧葬艺术的对话

本文首次发现维萨里《人体构造》解剖图像在伊斯坦布尔以东的传播证据，通过分析荷兰殖民时期印度普利卡特墓地骨骼雕塑的视觉渊源，探讨了17世纪欧洲解剖学图像在南亚贸易港口的文化适应过程，揭示了欧洲医学传统与德干艺术、基督教死亡观与苏菲禁欲主义的跨文化交融。

　　

在17世纪全球贸易的浪潮中，印度东南沿海的普利卡特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重要据点，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熔炉。这座如今以渔业闻名的小镇，曾见证纺织品、钻石乃至奴隶贸易的繁荣，其街头至今散落着清真寺、印度教寺庙与基督教墓园的遗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656年建成的荷兰墓地（Binnenkerkhof）入口处一对独特的骨骼雕塑——它们竟是欧洲解剖学奠基人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43年《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中经典骨架形象的亚洲首次视觉再现。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医学图像传播史，更揭示了殖民语境下科学与艺术、生命与死亡的复杂对话。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Dániel Margócsy与John Mathew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结合实地考察与图像学分析，首次系统解读了这些骨骼雕塑的文化意义。研究团队采用历史文献考证、视觉比较分析和跨文化语境重构等方法，重点考察了普利卡特墓地建筑、维萨里解剖图谱、德干细密画及南印度雕塑间的关联性。

骨骼图像的跨洋之旅

研究证实，墓地入口立柱上的两具骨骼浮雕分别对应维萨里著作中持铲骨架与倚柱沉思骨架的镜像版本。这种精确复制表明设计者可能接触过维萨里原版或衍生作品如胡安·瓦尔韦德(Juan Valverde)的改编本。值得注意的是，雕塑在肋骨数量、关节结构等解剖细节上明显偏离欧洲传统，却与南印度描绘禁欲苦修者的艺术传统（如马马拉普拉姆《阿周那苦修》浮雕）存在视觉共性。

工匠之手的文化转译

档案显示，这些雕塑很可能由当地饱受剥削的石匠完成。他们巧妙融合了欧洲解剖学精确性与印度艺术程式：肋骨以平行线条简化表现，脊柱呈环状结构，锁骨与肩胛骨被处理为肋骨延伸——这种手法与德干苏菲派细密画中"瘦马骑士"的描绘方式惊人相似。研究者提出，贫困工匠可能将自身对饥饿的体验投射于创作，使骨架呈现出"濒临饿毙的活人"特质，而非欧洲传统中完全裸露的医学标本。

多重解读的语义场域

对荷兰殖民者而言，这些骨架延续了基督教"勿忘死亡"(memento mori)传统，与墓门铭文《启示录》的"安息"主题呼应。但研究强调，南亚观者可能从苏菲禁欲主义或印度教苦修角度理解：德干宫廷流行的"瘦马"意象象征欲望净化，而《莱拉与马杰农》故事中消瘦的恋人形象，与骨架的沉思姿态形成跨文化共鸣。这种多元解读在奴隶贸易猖獗的背景下更显深刻——1659-1661年大饥荒期间，普利卡特正是奴隶贩运枢纽，雕塑无形中成为殖民暴力与精神超越的双重隐喻。

这项发表于《Endeavour》的研究，首次系统构建了早期现代欧亚医学图像传播的物质路径。它突破传统医学史叙事，揭示解剖学如何通过殖民网络成为跨文化对话媒介，同时呈现了南印度工匠在知识再生产中的创造性角色。这些骨骼既是荷兰海外权力的象征，也是被殖民者无声抵抗的见证——当欧洲解剖学遭遇亚洲禁欲传统，人类对身体的认知便在新的语义场中获得了超越解剖学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