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拖延与手机成瘾：焦虑的中介作用及新冠疫情创伤经历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决策拖延(DP)与问题性手机使用(PMPU)的关系，揭示了焦虑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并发现新冠疫情(2019-nCoV)创伤经历会强化焦虑对PMPU的影响。研究通过798名中国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为缓解手机成瘾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需关注疫情后心理干预。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智能手机已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过度依赖手机带来的问题性手机使用(PMPU)现象日益严重，表现为无法自控的使用行为和日常生活功能受损。与此同时，决策拖延(DP)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行为现象，正悄然成为加剧手机成瘾的潜在推手。更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大学生群体带来了深远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经历是否会改变DP与PMPU之间的作用路径？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BMC Psychology》发表的最新研究，为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科学解答。

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方便抽样从海南、云南两省高校选取798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标准化量表测量了决策拖延、焦虑水平、新冠疫情创伤经历和问题性手机使用等核心变量，并运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

主要研究结果

1. 决策拖延与手机成瘾的直接关联

   数据分析显示，决策拖延与PMPU呈显著正相关(B=0.481)，证实了拖延倾向越强的大学生，手机成瘾问题越严重。这一结果支持了I-PACE理论模型，说明个人特质通过影响认知情感反应进而导致行为失控。

2. 焦虑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焦虑在DP与PMPU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049)。拖延行为会引发焦虑情绪，而个体为缓解焦虑又陷入手机过度使用的恶性循环，形成"拖延-焦虑-成瘾"的传导链条。

3. 疫情创伤的调节效应

   

   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新冠疫情创伤经历显著调节了焦虑与PMPU的关系。对于创伤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焦虑对手机成瘾的预测力更强(B=0.055 vs 0.025)，表明疫情带来的心理冲击放大了情绪问题与成瘾行为的关联强度。

这项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决策拖延影响手机成瘾的心理机制，并创新性地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作为边界条件纳入分析框架。研究结果提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应当：① 针对拖延行为开展认知行为训练；② 加强焦虑情绪管理干预；③ 特别关注有疫情创伤经历学生的心理重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扩大样本地理分布，并探索其他潜在中介变量如自我调节的作用。

（注：全文严格依据原文数据，专业术语如I-PACE模型=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模型；效应值B代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所有统计结果均保留原文数值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