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公众对双相情感障碍的污名化：II. 减少污名化的机制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Reducing public stigma toward bipolar disorder: II. Mechanisms of stigma reduction

反污名化干预研究显示，教育接触策略（EC）通过提升双相情感障碍（BD）相关知识，降低认知和情感污名化，而正念冥想（LKM）通过增强对他人积极情绪，减少BD污名化并促进后续接触意愿。研究验证了知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调节机制，强调干预需结合多维策略。

　　这篇研究探讨了两种减少双相障碍（BD）偏见的干预措施——教育接触（EC）和慈悲冥想（LKM）——在实际应用中的潜在作用机制。文章旨在揭示这些干预手段如何影响人们对BD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态度，从而推动更有效的抗偏见策略的制定。由于BD是一种被广泛误解和污名化的疾病，研究其偏见的干预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对象是376名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心理学本科生，他们被随机分配到EC、LKM或对照组。通过分析干预前后的情绪变化、知识水平以及对BD的态度，研究团队试图厘清EC和LKM减少BD偏见的路径。

首先，教育接触（EC）作为一种结合教育与接触的干预方式，其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对刻板印象改变和群体接触的研究之上。EC的核心在于通过提供准确的信息来改变人们对BD的误解，同时通过与BD患者的真实经历建立联系，以增强同理心和减少偏见。然而，尽管EC在许多研究中显示出一定的效果，但关于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却相对匮乏。例如，有研究表明，知识的增加可能是EC减少偏见的关键因素，但这一假设尚未在BD的抗偏见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研究团队指出，虽然教育干预通常被视为有效的，但其作用机制的探讨往往被忽视。在本研究中，他们发现EC显著提高了参与者对BD的知识水平，并且这种知识增加与减少对BD的愤怒、恐惧和负面刻板印象之间存在间接关联。然而，EC对某些特定情感（如怜悯）和认知态度（如认为BD患者具有智慧）的影响，并未完全通过知识的中介作用来解释。这表明EC的作用可能不仅仅依赖于知识的增加，而是涉及更复杂的心理过程。

其次，慈悲冥想（LKM）作为一种新兴的干预方式，其目标是通过引导个体将慈悲与善意扩展到他人，从而改善他们对BD的态度。LKM的理论基础是正念实践，强调个体在冥想过程中培养对自身和他人的善意。研究团队发现，LKM显著提高了参与者对他人的一般积极态度，这可能与减少对BD的偏见有关。此外，LKM还增强了参与者与真实BD患者进行未来互动的意愿。这些发现表明，LKM可能通过增强个体对他人的情感连接来减少偏见，而这种情感连接可能独立于知识的增加。研究进一步指出，尽管LKM并未显著降低对他人的一般负面情绪，但它似乎通过提高积极情绪和减少愤怒，间接影响了人们对BD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团队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尽管EC和LKM在减少BD偏见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效果，但它们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EC的效果主要依赖于知识的增加，而LKM的效果则更多地体现在对他人的一般积极态度上。此外，研究还发现，EC对减少愤怒和恐惧的影响可能与降低对他人的一般负面情绪有关，而LKM则通过提高积极情绪和减少对他人的一般负面情绪来促进更正面的互动意愿。这些发现不仅为抗偏见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干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设计，这意味着无法明确区分干预前后的因果关系。虽然研究团队测量了干预后的机制变量和结果变量，但所有数据均在同一时间段内收集，这限制了对机制变化过程的深入分析。其次，研究中对积极和消极情绪的测量较为简略，缺乏更细致的评估方法。例如，虽然研究探讨了对他人的一般积极和消极态度，但并未具体区分这些情绪是否针对BD患者。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解释，因为不同群体的偏见可能由不同的心理机制驱动。

研究结果对实际应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它强调了教育在减少BD偏见中的关键作用。尽管EC对某些情感态度（如愤怒）的影响可能与知识的增加有关，但对其他态度（如对BD患者的同情）的影响似乎更多地依赖于积极情绪的增强。这表明，在设计抗偏见干预时，不仅要考虑知识的传播，还应关注个体情绪状态的改变。其次，研究发现，增强对他人的一般积极态度可能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机制，不仅适用于EC，也适用于LKM。这表明，无论干预方式如何，只要能够促进个体对他人产生更积极的情绪，就可能有效减少对BD的偏见。因此，未来的抗偏见干预可以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提升个体的积极情绪来改善他们对BD患者的态度。

此外，研究还对临床实践提出了建议。尽管许多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BD患者，但他们往往仍然持有偏见。这表明，即使在专业环境中，抗偏见的教育和接触干预仍然具有必要性。研究建议，通过持续的教育和更广泛的真实接触，可以帮助服务提供者更好地理解BD患者的生活和需求，从而减少他们的偏见。同时，研究还指出，增强对他人的一般积极态度可能对减少偏见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这可能意味着在临床环境中，可以通过培养服务提供者的同理心和慈悲心来改善他们的态度。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抗偏见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它不仅揭示了EC和LKM减少BD偏见的潜在机制，还强调了情绪和态度变化在抗偏见过程中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的增加和积极情绪的提升可能是减少BD偏见的关键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干预策略中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机制的动态变化过程，并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方法。同时，研究也提醒我们，即使在专业环境中，抗偏见的教育和接触干预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能够帮助服务提供者更好地理解和接纳BD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