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协同路径：政策与同行合作如何影响中国青海省牧民关于人工牧场建设的决策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Synergistic pathways to promote nature-based Solutions: How policy and peer collaboration shape herder decisions on artificial pasture cultivation in Qinghai, China

人工草地栽培（APC）作为Nature-based Solutions（NbS）的重要实践，在青海高原草场退化背景下被纳入生态畜牧业新模式。基于扩展的理性行为理论（TPB），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363户牧民的调查发现：政府政策（如生态补贴和草场限制）通过塑造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显著提升APC采用意向与实际行为，同伴合作则通过弱关系网络促进知识扩散和互助支持。研究证实政策与协作网络需协同作用以优化NbS推广效果，特别是在高成本调整场景中，需将政策实施嵌入现有地方合作网络。

　　人工牧草种植（APC）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畜牧业生产中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替代饲料来源，同时支持天然草地的恢复与保护。然而，其成功实施高度依赖于政府与地方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目前，关于这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鉴于牧民对APC的采纳是一个由主观认知驱动的理性决策过程，本研究扩展了计划行为理论（TPB）框架，以评估政策干预与同行合作如何影响牧民的行为意向和实际实施。通过对中国青海省363户牧民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显著提升了牧民对APC行为意向和实际实施的意愿。政府政策主要通过监管措施和财政激励强化了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而同行合作则借助弱联系组织网络促进了知识传播和相互支持。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NbS推广需要结合具体情境的政策设计，采用互补性的政策工具。在APC采纳涉及高成本或重大生产调整的情况下，将政策实施与现有的地方合作网络相结合，可以提高实施效果。

青藏高原（QTP）作为“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承载着约60%的高山草地生态系统，其生态状况对全球气候调节、淡水供应、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土壤保持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约三分之一的QTP生态脆弱草地已经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威胁着该地区约500万牧民的生计。为应对这些生态挑战，中国政府自21世纪初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项目，包括草地生态保护补贴与奖励（REPSR）计划和退牧还草项目。近年来，一种创新的畜牧业生产模式——“草本生态畜牧业”逐渐受到关注。该模式将天然草地管理与人工牧草种植相结合，同时利用先进技术生产高质量饲料，为畜牧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人工牧草种植作为这一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为畜牧业提供替代饲料来源，有助于天然草地的恢复，还可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饲料短缺的后备资源。田间试验表明，长期建立人工牧草地显著提高了地上生物量、土壤有机碳和氮的储存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可持续性评估也指出，依托人工牧草的新型畜牧业模式能够提高优质饲料的产量，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工牧草种植与NbS理念高度契合，可以被视为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强调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及改良生态系统来应对社会挑战，从而支持人类福祉和本地生物多样性。例如，葡萄牙成功发展出的人工牧草系统就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多种政策工具来推动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如对牧草品种改良的大量投资和对改良种子采购的直接补贴。然而，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最终仍取决于牧民的接受程度，因为这些利益相关者是牧业生产系统的主要决策者。因此，理解牧民采纳人工牧草种植的驱动因素和机制，对于优化政策并保障牧民生计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影响牧民采纳政府推广的牧业实践的因素，如轮牧、草地租赁和多元化生计手段。这些研究一致认为，家庭特征（如户主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资产持有情况）、政策激励和社会资本是关键影响因素。然而，关于牧民采纳人工牧草种植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在探讨认知先决条件如何驱动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决策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PB），个体的决策行为直接由行为意向驱动，而行为意向又由三个认知先决条件——态度（ATT）、主观规范（SN）和感知行为控制（PBC）——共同决定。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可以被视为牧民在主观判断下进行的理性决策，需要对潜在结果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对能力、机会、资源和外部条件的判断。因此，TPB为理解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政策干预被识别为影响牧民认知和行为变化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PES项目中提供的财政激励可能成为推动人工牧草种植采纳的重要动力。然而，一些研究指出，PES项目所采取的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政策方式往往忽视了地方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这种政策与地方现实之间的不匹配凸显了引入自下而上的补充机制的必要性。同行合作作为其中一种特别有前景的补充机制，可以为农民提供一个集体行动的平台，促进新知识和实践的传播，如人工牧草种植；同时，通过协调和合作，牧民能够共同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尽管如此，目前仍缺乏对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如何共同影响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采纳的实证研究。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于填补这一知识空白至关重要。

本研究以人工牧草种植为例，旨在探讨农民采纳NbS实践的认知和行为机制。基于扩展的TPB框架，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在塑造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主观认知方面的协同效应。通过对中国青藏高原地区田间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i）哪些政策措施和哪种类型的同行合作能够促进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主观认知，从而决定其采纳意愿和实际执行？（ii）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如何通过完整的影响力路径影响牧民的行为意向和实际执行？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将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这两个情境因素纳入原始TPB框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以阐明情境因素与认知因素在塑造本地小农户行为中的复杂关系；其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和SEM的应用，据我们所知，本文是首篇系统分析农民对新型NbS实践的多样化反应驱动因素和心理形成过程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有望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协调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促进NbS在生态脆弱草地地区的推广。

在原始TPB框架下，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认知先决条件主要包括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态度反映了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总体评价，包括其对环境效益和经济收益的看法。主观规范涉及牧民对周围人对其行为的看法，如家庭成员、社区成员或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和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则指牧民在实施人工牧草种植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控制感，包括他们对技术、资源和政策支持的掌握程度。这些认知先决条件共同作用，影响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又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采取实际行动进行人工牧草种植。因此，理解这些认知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选择青海省兴海县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兴海县是一个传统的牧业县，拥有高山气候、广阔的草地资源和成熟的畜牧业体系。其次，兴海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处于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源头的核心区域，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最后，该地区在实施人工牧草种植和相关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为研究提供丰富的实地数据。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团队收集了兴海县363户牧民家庭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的家庭特征、经济状况、政策接受度和社交网络等方面的数据。

样本家庭的基本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户主为中年或老年男性，其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约89.53%的户主仅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家庭规模较小，约65.29%的家庭由4至6人组成。此外，约一半的家庭年总收入低于10万元人民币，只有9.09%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一定水平。这些数据反映了当地牧民在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基本情况，也为分析他们对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意愿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在政策接受度方面，大多数牧民对政府推广的人工牧草种植项目持积极态度，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疑虑和担忧。这些疑虑主要集中在政策执行的透明度、财政补贴的持续性以及技术推广的可行性等方面。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来缓解这些疑虑，提高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接受度，成为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政府政策在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牧民的采纳行为。第一种途径源于限制性政策，这些政策限制了天然草地的放牧密度，迫使牧民寻找替代的饲料来源，并在社会中形成广泛接受人工牧草种植的规范。第二种途径来自REPSR计划中的经济激励措施，这些措施能够有效抵消人工牧草种植带来的生产成本增加，提高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可行性感知。然而，政策干预的效果往往受到牧民主观认知和行为意向的制约，因此，如何通过政策设计和实施来增强牧民的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提高人工牧草种植采纳率的重要环节。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监管措施和财政激励是两个主要的政策工具。监管措施通过限制天然草地的放牧密度，引导牧民减少对天然草地的依赖，从而为人工牧草种植创造条件。财政激励则通过直接补贴，降低牧民在人工牧草种植过程中的经济负担，提高其采纳意愿。然而，政策干预的效果并非总是理想，特别是在面对地方实际情况时，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可能难以满足地方牧民的需求。因此，引入自下而上的补充机制，如同行合作，对于弥补政策干预的不足，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同行合作作为政策干预的重要补充机制，能够通过弱联系组织网络促进知识传播和相互支持。在牧民社区中，同行合作不仅能够提供关于人工牧草种植的技术指导和经验分享，还能够增强牧民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意愿，从而提高他们对新实践的接受度。此外，同行合作还可以帮助牧民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如补贴政策的调整或监管措施的实施。通过建立互助合作机制，牧民能够在面对政策挑战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人工牧草种植的实施。因此，研究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如何共同作用于牧民的认知因素，对于理解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证分析中，研究团队发现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对牧民的行为意向和实际实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干预主要通过增强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来发挥作用，而同行合作则通过促进知识传播和相互支持来影响牧民的认知。具体而言，政策干预能够通过监管措施和财政激励提高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认同感和可行性感知，从而增强其行为意向。同时，政策干预还能够通过改变社会规范，促使更多牧民参与到人工牧草种植的实践中。相比之下，同行合作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知识传播和经验分享方面，通过建立互助网络，牧民能够更有效地获取人工牧草种植的相关信息，提高其采纳意愿。此外，同行合作还能够增强牧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为政策实施提供社会支持，从而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效果。

研究还发现，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的协同效应在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政策干预为牧民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经济激励，而同行合作则通过社会网络和经验交流增强了牧民的采纳意愿和实施能力。这种协同效应不仅提高了人工牧草种植的可行性，还增强了其可持续性。例如，在政策激励下，牧民可能更愿意尝试人工牧草种植，但在缺乏技术指导和经验支持的情况下，其实际实施可能会受到阻碍。因此，通过引入同行合作机制，能够有效弥补政策干预的不足，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效果。

此外，研究还发现，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的影响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政策干预主要通过直接的经济激励和制度约束来影响牧民的行为意向，而同行合作则通过间接的社交网络和经验传播来发挥作用。这种差异表明，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在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合理配置。例如，在政策激励较强的地区，可能需要更多地依赖同行合作来促进知识传播和经验分享，而在政策激励较弱的地区，则需要通过加强政策干预来提高牧民的采纳意愿。

研究还指出，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的结合能够显著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效果。在人工牧草种植的实施过程中，政策干预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和经济支持，而同行合作则通过社会网络和经验交流增强了牧民的采纳意愿和实施能力。这种结合不仅能够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可行性，还能够增强其可持续性。例如，在政策激励下，牧民可能更愿意尝试人工牧草种植，但在缺乏技术指导和经验支持的情况下，其实际实施可能会受到阻碍。因此，通过引入同行合作机制，能够有效弥补政策干预的不足，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效果。

研究还发现，牧民对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特征、经济状况、政策接受度和社交网络等。其中，家庭特征如户主的年龄、教育水平和资产状况对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具有重要影响。经济状况则是影响牧民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收入较低的牧民可能更倾向于接受政策激励，而收入较高的牧民则可能更关注技术可行性和长期收益。政策接受度则反映了牧民对政府推广项目的态度，包括对政策透明度、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认可程度。社交网络则通过同行合作机制影响牧民的行为意向，提供技术指导和经验分享，从而提高其采纳意愿。

研究还指出，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的协同效应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政策激励较强的地区，牧民可能更倾向于接受人工牧草种植，而在政策激励较弱的地区，则需要通过加强政策干预来提高牧民的采纳意愿。此外，同行合作的效果可能受到牧民社交网络结构的影响，如网络的紧密程度、信息传播的效率和信任关系的建立等。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确保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能够有效结合，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推广效果。

最后，研究强调了在生态脆弱地区推广NbS实践的重要性。人工牧草种植作为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不仅能够缓解草地退化问题，还能够提高畜牧业的可持续性。然而，其成功实施需要政府与地方机构的密切合作，以及牧民的积极参与。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牧民的认知因素和行为意向，通过有效的政策干预和同行合作机制，提高人工牧草种植的采纳率和实施效果。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还能够保障牧民的生计可持续性，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