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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农村HIV感染者污名化与抑郁对药盒归还的影响: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8月07日 来源:HIV Medicin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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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研究探讨了坦桑尼亚农村HIV感染者中污名化(stigma)与抑郁对药盒(pillbox)归还行为的影响。通过前瞻性队列分析(n=241),发现污名化与药盒归还无显著关联(aOR 1.02, p=0.38),但污名化水平与抑郁(β=0.91, p<0.01)、HIV非披露(β=5.45, p<0.01)及较高教育程度正相关,而较高BMI(β=-0.32, p<0.01)和晚期WHO分期(III/IV期)与较低污名化相关。研究强调需针对心理健康和披露行为设计农村地区污名化干预措施。
尽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已使93%的HIV感染者实现病毒抑制,全球仍有23%的感染者未接受治疗。污名化(stigma)被确认为阻碍HIV护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其表现形式包括外化污名(enacted stigma)、感知污名(perceived stigma)、预期污名(anticipated stigma)和内化污名(internalized stigma)。坦桑尼亚2022-2023年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对HIV感染者的歧视行为(29.4%)显著高于城市(20.1%)。药盒归还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ART依从性监测的常规要求,其失败可能与污名化导致的HIV状态意外披露恐惧相关。
研究基于基隆贝罗和乌兰加抗逆转录病毒队列(KIULARCO),纳入2019年6月至2022年9月新诊断的≥15岁成人(n=241),在入组6-12个月时采用简化版7项Berger污名量表(Cronbach's α=0.58)和PHQ-9抑郁量表评估。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污名化与药盒归还、失访(LTFU)的关联,并探讨污名化的预测因素。
人群特征:中位年龄37岁,71%为女性,55%处于WHO I期,78%未归还药盒。未归还组与归还组的污名中位数分别为9(IQR 5-14)和7(IQR 4-13),但调整后无统计学差异(p=0.38)。
污名化驱动因素:
心理健康:抑郁评分每增加1分,污名化水平升高0.91分(95% CI 0.48-1.33)。
社会行为:未披露HIV状态者污名化高5.45分(95% CI 2.58-8.33);初级和中等教育者污名化分别比未受教育者高6.16分和5.57分(p均<0.01)。
生理指标:BMI每增加1 kg/m2,污名化降低0.32分(95% CI -0.54至-0.10);WHO III/IV期患者的污名化比I期低5.81-8.01分(p<0.01)。
次要发现:污名化与2年内LTFU无显著关联(aOR 1.00, p=0.87),距离诊所2-50公里的参与者LTFU风险增加2.08倍(95% CI 1.03-4.20)。
研究首次验证药盒归还作为污名化标志物的假说,但未获支持。低污名化水平可能反映KIULARCO实施的干预措施(如同伴咨询、教育视频)的效果。抑郁与非披露的强关联提示需整合心理健康服务,而BMI与晚期HIV疾病对污名化的负向影响,可能与体重增加被视为健康恢复的信号有关。教育程度与污名化的正相关在低流行农村环境中具有独特性,或反映对污名化认知的敏感性差异。
研究受限于Berger量表的低信度及未评估其他污名维度。未来需开发更敏感的污名化测量工具,并探索药盒替代方案(如电子监测)在减少披露风险中的作用。作者呼吁在资源有限地区优先实施以披露支持和心理健康为核心的污名化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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