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贫血的全球负担：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BD）分析及预测

《Frontiers in Nutrition》：Global burden of anemia attributable to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GBD 2021 analysis and projections

全球贫血因非传染性疾病（NCDs）导致负担显著上升，1990-2021年病例数增加48%，女性负担高于男性，尤其在中低收入国家。高发地区包括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主要原因为慢性肾病、糖尿病及血红蛋白病。ARIMA模型预测2045年女性病例将达3.5亿，SDI和健康系统分级显示低中SDI国家负担最重。

　　全球范围内，贫血是一种影响约三分之一人口的严重健康问题。随着非传染性疾病（NCDs）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肾病的普遍性增加，这些疾病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导致贫血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这些疾病高发的人群中。这种关联不仅反映了疾病的复杂性，也突显了贫血在不同性别和年龄段中的分布特点，以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显著差异。

从整体趋势来看，由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贫血负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据研究显示，自1990年以来，这类贫血的病例数从2.4914亿增加至3.6841亿，增长幅度高达47.9%。与此同时，与贫血相关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也呈现增长态势，尤其是在低至中等社会经济指数（SDI）国家中更为明显。这种增长模式表明，尽管全球平均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有所下降，但实际的负担仍然在特定人群中集中。女性群体在几乎所有年龄段中都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儿童和育龄女性中，这种差异尤为显著。

在分析由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贫血负担时，研究还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例如，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是全球由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贫血病例最多的国家，分别达到1.0235亿、4563万和1901万。这些国家的贫血患病率也处于全球较高水平，尤其是低至中等SDI地区的国家，如马尔代夫、尼日利亚和利比里亚，其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分别达到9328、9033.8和8744.7每10万人。相比之下，冰岛、大韩民国和法国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则相对较低，分别为891.4、956.3和991.3每10万人。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对贫血负担的影响，也反映了健康系统能力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

同样，与贫血相关的伤残年（YLDs）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表现出类似的趋势。印度和中国是YLDs最高的国家，分别达到335万和101万。而在低至中等SDI地区的国家，如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多哥，其YLDs的年龄标准化率也显著高于高SDI地区的国家，如摩纳哥、大韩民国和加拿大。这表明，虽然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可能拥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营养保障，但贫血负担仍然主要集中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研究还指出，不同类型的非传染性疾病对贫血的贡献存在差异。在2021年，血红蛋白病和溶血性贫血是导致贫血的主要原因，占所有贫血相关负担的69%。其次是慢性肾病（CKD），以及内分泌、代谢、血液和免疫系统疾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疾病的负担在不同地区和性别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全球范围内，血红蛋白病和溶血性贫血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和YLDs率均高于其他类型，而在高收入地区，如高收入亚太地区、北美和西欧，慢性肾病则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此外，研究还利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ARIMA）模型对未来20年内的贫血负担进行了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到2045年，由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贫血病例数将分别达到1.5774亿男性和3.4956亿女性，女性的患病率和YLDs率将显著高于男性。这一预测不仅揭示了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在讨论部分，研究强调了贫血与非传染性疾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贫血不仅是营养缺乏的结果，也与慢性炎症、器官功能障碍以及遗传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贫血在某些人群中的高发。例如，慢性肾病患者的贫血往往与肾功能下降导致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减少有关，而糖尿病患者的贫血可能与慢性炎症和微血管病变相关。这种复杂的机制使得贫血的管理和预防变得尤为困难。

经济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贫血对社会和国家的深远影响。贫血不仅增加了医疗系统的直接成本，如诊断和治疗费用，还带来了间接成本，如生产力下降和劳动力损失。在非传染性疾病患者中，贫血的出现往往意味着病情的加重和更高的医疗资源使用率。因此，减少贫血负担对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医疗支出和提升社会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和地理上的不平等现象在贫血负担中尤为突出。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由于月经失血和妊娠期间的铁需求增加，更容易受到贫血的影响。在2021年，全球女性贫血患病率为31.2%，而男性为17.5%。这种性别差异在育龄女性中尤为明显，表明需要采取专门的干预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例如，为育龄女性和青少年女孩提供铁和维生素B12补充，是减少铁缺乏性贫血的关键策略。

在低至中等SDI国家，贫血的高发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营养不良、医疗资源匮乏以及感染性疾病如疟疾的流行。这些地区的贫血负担往往更为严重，不仅影响个体健康，还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构成挑战。因此，针对这些地区的干预措施必须综合考虑营养、医疗和社会经济因素。例如，通过社区健康工作者和基层医疗机构推广铁补充计划，可以有效提高铁缺乏性贫血的治疗率。此外，强化主食中的铁和其他微量营养素，如铁强化面粉，已被证明是减少贫血的有力手段。

在改善医疗基础设施方面，提高诊断能力是关键。这包括为医疗机构配备必要的检测工具，并对医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以确保准确的检测和诊断。在偏远地区，移动医疗单位可以扩大服务范围，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将贫血管理纳入现有的母婴健康和儿童健康服务中，可以实现对高危人群的持续监测和治疗。

公共健康倡议也是应对贫血的重要手段。通过提高公众对贫血成因和影响的认识，可以促进健康行为的改变，如改善饮食结构、增加富含铁的食物摄入，并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此外，推广铁和叶酸补充计划，尤其是在育龄女性和儿童中，可以有效预防贫血的发生。例如，学校中开展铁补充和月经健康教育的项目已被证明在降低贫血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政策和监管框架在减少贫血负担方面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健康政策，如强制性食品强化、补贴铁补充剂和改善医疗基础设施，来有效应对贫血问题。国际合作和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也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额外的资源和专业知识。例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经在低至中等SDI地区启动了多个减少贫血的项目。

尽管研究提供了全面的分析和预测，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全球不同地区的数据质量存在差异，尤其是在数据获取较为困难的低收入国家。其次，健康信息系统的发展水平不同，导致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受到影响。此外，许多因素相互关联，使得单独识别某一因素对贫血的影响变得复杂。最后，缺乏关于社会文化或种族背景的数据，以及对贫血多样表型的研究，限制了对贫血负担的全面理解。

综上所述，由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贫血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低至中等SDI国家、儿童和育龄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这种负担不仅影响个体健康，还对社会经济造成深远影响。因此，应对这一问题需要采取多层次的策略，包括改善营养状况、增强医疗系统能力、实施有针对性的公共健康干预措施，并加强政策支持和国际合作。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有望有效减少贫血的发病率和影响，提升全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