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北阿坎德邦农村妇女在气候适应方面的社会心理驱动因素：采用TPB框架方法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Exploring the socio-psychological drivers of climate adaptation among rural women in Uttarakhand: a TPB framework approach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印度乌塔卡什邦农村妇女的气候适应行为。发现风险感知、社会网络、自我效能和自我价值感显著影响适应行为意图，进而影响实际适应行为。政策建议包括加强风险沟通、提升女性能力、改善资源分配等。

　　在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影响，尤其是女性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印度北境的乌塔拉甘德（Uttarakhand）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成为研究女性在气候适应行为（AB）中关键角色的理想场所。乌塔拉甘德地处喜马拉雅山脉核心区域，其地形多山，生态系统脆弱，极易受到气候扰动的影响，如降雨不规律、温度波动以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同时，该地区的农业活动高度依赖于自然条件，使得女性在家庭经济和农业生产中承担着重要责任。然而，由于资源获取、土地所有权和决策权方面的限制，女性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时，往往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本研究通过应用计划行为理论（TPB）来探讨乌塔拉甘德农村女性在气候变化适应行为中的心理和社会驱动因素。TPB是一个广泛应用于环境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强调个体行为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方面的影响。本研究在TPB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风险感知、社会网络、自我效能、自我尊重和资源获取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以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气候适应行为中的心理和社会机制。通过多阶段抽样方法，研究选取了乌塔拉甘德的两个高脆弱性地区——特里希尔加尔瓦尔（Tehri Garhwal）和鲁德拉普拉亚格（Rudraprayag），并对这些地区的农村女性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风险感知、社会网络和自我效能是影响女性适应意愿（BI）和实际适应行为（AB）的主要因素，表明女性的适应行为不仅受到个人心理状态的影响，还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深刻塑造。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中的偏最小二乘法（PLS-SEM）对数据进行了分析。PLS-SEM是一种适用于预测模型构建和复杂理论框架的统计方法，尤其适合在样本量较小或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情况下进行研究。通过该方法，研究者能够验证理论模型的结构关系，并评估各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研究结果表明，所有七个假设路径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且方向为正向。其中，风险感知对适应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说明女性对气候风险的认知程度是其采取适应行为的重要前提。此外，社会网络在塑造适应意愿和风险感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明女性在面对气候变化时，不仅依赖个人能力，还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自我效能和自我尊重同样对适应意愿产生积极影响，强调了增强女性自信心和资源获取能力的重要性。

研究进一步指出，尽管适应意愿对实际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其实际影响力相对有限，这可能与多种现实障碍有关。例如，女性可能面临时间贫困、性别化劳动分工、缺乏制度支持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制度等限制。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适应意愿转化为实际适应行为的能力。因此，仅依靠心理层面的干预可能不足以推动女性的适应行为，还需要结合结构性措施，如改善土地权利、提供金融支持和增强社区资源获取能力。研究还强调，女性的适应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这与她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家庭角色密切相关。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更倾向于采取主动、战略性的适应措施，如采用气候适应性技术或多样化收入来源，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则更多依赖于短期、被动的应对方式。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拓展了TPB的适用范围，将其与社会结构和心理机制相结合，以更全面地解释女性的适应行为。这种整合不仅提升了TPB的解释力，还为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复杂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研究还强调了交叉性理论在适应行为分析中的重要性，指出女性的适应行为并非单一的性别问题，而是受到多种社会身份和权力关系的交织影响。因此，任何适应策略都应考虑到女性所处的多重社会结构，避免将她们简单地视为受害者，而应重视她们在适应过程中的能动性。

在政策层面，本研究提出了几项关键建议。首先，应优先发展针对女性的风险沟通策略，通过村内示范、社区广播和参与式推广服务，提升女性对气候风险的认知水平。其次，需要加强女性的自我效能，通过技能培训、领导力培养和气候教育，提升她们在适应决策中的信心和能力。第三，应推动制度性变革，改善女性获取土地权利、农业信贷、生产资料和市场渠道的机会。第四，应利用社区结构，如女性组织和农民生产者组织，作为推动适应行为的重要平台。第五，需要针对边缘化群体制定差异化的适应策略，确保所有女性都能获得必要的支持。最后，应将女性的声音纳入气候治理过程中，通过设立气候行动委员会中的女性代表和参与式脆弱性评估，确保适应政策能够反映女性的真实需求和经验。

研究还指出了其局限性。首先，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乌塔拉甘德特定的农村地区，可能无法全面代表其他农业生态系统或社会群体。其次，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设计，无法追踪女性适应行为随时间的变化或观察其因果关系。第三，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量表，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特别是在社会规范较强的社区中。最后，研究没有纳入男性在适应决策中的角色，这可能影响对家庭内部互动和性别关系的全面理解。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研究范围，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并结合混合方法，以更深入地探索女性在适应过程中的动态行为和复杂社会互动。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乌塔拉甘德农村女性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社会网络、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等心理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研究不仅为理解女性适应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还为制定性别敏感的适应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通过将TPB与交叉性理论相结合，研究为气候变化适应行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其他类似地区的适应策略提供了参考。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社会背景下的适应行为差异，并结合更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女性在气候变化适应中的能动性和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