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放射组学混合建模优于传统模型:机器学习有助于更精细地分层识别前列腺癌中的不良预后特征
《Frontiers in Oncology》:Clinical-radiomics hybrid modeling outperforms conventional models: machine learning enhances stratification of adverse prognostic features in prostat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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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08月07日
来源:Frontiers in Oncology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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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术前风险分层研究,基于双参数MRI(ADC和T2WI)提取31个放射组学特征,通过LASSO回归筛选出18+5+8个优化特征,构建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等5种机器学习模型。结果显示混合模型(放射组学+临床特征)AUC达0.909,显著优于临床模型(0.772)和单独放射组学模型(0.832)。决策曲线分析证实混合模型在20-70%风险阈值间净获益最优,降低32%过度治疗风险。本研究为资源有限地区提供非侵入性术前风险评估工具,需进一步多中心验证和自动化AI辅助流程开发。
在当今医学领域,精准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已成为提高患者预后的重要方向。尤其是在前列腺癌的诊疗过程中,如何有效评估患者的病理风险特征,为术前制定合理的治疗策略提供了关键依据。传统的临床模型在预测不良病理预后特征(Adverse Pathological Prognostic Features, APPFs)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对肿瘤微观异质性的捕捉能力不足,以及个体化风险评估的精准度有限。因此,探索一种结合影像学与临床特征的新型预测工具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发基于磁共振成像(MRI)的影像组学(radiomics)机器学习模型,预测前列腺癌的不良病理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将影像组学与临床变量整合的可能性,以期提升术前风险分层的准确性,为患者提供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前列腺癌作为一种常见的男性恶性肿瘤,其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多样,治疗策略需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进行调整。不良病理特征,如包膜外侵犯、精囊侵犯以及高Gleason评分,通常与肿瘤的侵袭性、复发风险和患者生存率密切相关。然而,这些特征的准确识别在术前往往依赖于医生的经验和主观判断,导致预测结果的不一致性。此外,传统的临床模型主要依赖于患者的临床指标,如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otal PSA)、前列腺体积和活检Gleason评分,这些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但在预测肿瘤的微观异质性方面仍显不足。因此,如何通过影像学手段提取更多的生物信息,并将其与临床数据相结合,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影像组学作为一种从医学影像中提取高维度特征并用于疾病诊断和预后评估的技术,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影像组学通过自动化的图像分析方法,能够从MRI图像中提取大量与肿瘤生物学特性相关的特征,包括形状、纹理、强度分布等。这些特征不仅能够反映肿瘤的宏观结构,还能揭示其微观异质性,从而为临床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支持。在前列腺癌的研究中,影像组学已被证明能够有效预测不良病理特征,尤其是在结合多参数MRI(mpMRI)数据的情况下,其预测性能显著优于传统的影像学评估方法。然而,多参数MRI的使用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成本和较长的扫描时间,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因此,研究者开始关注双参数MRI(bpMRI),即仅使用T2加权成像(T2WI)和扩散加权成像(DWI)生成的ADC图,作为替代方案。双参数MRI在保持较高诊断准确性的前提下,降低了扫描成本和时间,同时减少了对对比剂的依赖,从而提升了其在临床中的适用性。
本研究采用双参数MRI影像组学方法,结合多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不良病理特征的模型,并进一步探索影像组学与临床特征的整合效果。研究团队从137名接受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患者中收集了术前的MRI图像和术后病理数据,将患者分为不良病理特征阳性组(n=85)和阴性组(n=52)。随后,研究者对ADC图和T2WI图像中的感兴趣区域(ROIs)进行了影像组学特征提取,共获得了851个特征,包括形状、一阶统计、纹理和小波特征等。为了确保特征的稳定性,研究者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ICC)筛选出具有较高稳定性的特征,并进行了Z-score标准化处理。
在特征选择方面,研究团队采用LASSO回归算法,通过10折交叉验证和1se规则筛选出最优的特征组合,最终保留了18个ADC特征、5个T2WI特征以及8个结合序列的特征。这些特征被用于构建五种机器学习模型,包括逻辑回归、决策树、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SVM)和AdaBoost。研究结果显示,随机森林模型在结合ADC和T2WI特征的情况下表现最佳,其在验证集中的AUC值达到了0.832(95% CI: 0.706–0.958),显著优于临床模型(AUC=0.772)。这一结果表明,影像组学模型在预测不良病理特征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临床实用性,研究团队还构建了一个临床模型,该模型基于三个常规临床变量:活检Gleason评分、总PSA和前列腺体积。虽然临床模型在验证集中的AUC值为0.772,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692和0.813,但其预测能力仍不及影像组学模型。通过将影像组学特征(Radscore)与临床变量相结合,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混合模型,其验证集AUC值提升至0.909(95% CI: 0.822–0.995),且在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均优于单模型。此外,模型的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进一步验证了其临床价值,显示出较高的预测一致性。
研究结果表明,影像组学与临床特征的结合能够显著提升对前列腺癌不良病理特征的预测能力。这一混合模型不仅能够提供更准确的个体化风险评估,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高成本、高复杂度的多参数MRI的依赖,从而为临床提供一种更经济、更便捷的术前风险分层工具。例如,通过构建一个风险评分图(nomogram),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活检Gleason评分、总PSA水平和影像组学特征,综合评估其术前风险等级,从而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神经保留手术或辅助治疗。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治疗的针对性,还能有效减少过度治疗的风险,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
然而,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单中心的回顾性设计,样本量相对较小(n=137),这可能影响模型的外部泛化能力。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多中心进行前瞻性验证,以确保模型的适用性和稳定性。其次,影像组学特征的提取依赖于人工勾画ROI,尽管研究者采用了两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进行勾画,并通过Dice相似系数(0.82)评估了其一致性,但这种主观性仍可能影响特征的提取质量。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分割技术,以提高ROI勾画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此外,尽管研究团队对ADC图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但并未对不同扫描仪制造商(如Siemens与GE)或不同时间点的扫描数据进行稳定性分析。由于不同扫描仪的硬件配置、梯度磁场的非线性以及接收线圈的差异,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影像组学特征的分布,进而影响模型的预测性能。因此,未来的影像组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扫描平台间的特征稳定性,以确保模型的临床适用性。
此外,本研究还指出,影像组学模型的构建和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引入更多的生物标志物,如基因表达谱、分子标志物等,以增强模型的生物学解释力。同时,也可以探索更先进的MRI序列,如VERDICT等,以获取更丰富的影像信息。然而,这些高级MRI序列的使用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复杂的操作流程,因此如何在成本和性能之间找到平衡,是未来影像组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临床应用方面,影像组学模型的推广仍面临一定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建立一套标准化的影像组学特征提取流程,以确保不同医疗机构间的数据可比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影像组学模型的临床转化需要更多的实际应用验证,特别是在不同患者群体和不同医疗环境下。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注重模型的临床实用性,探索如何将其嵌入到现有的医学影像系统中,实现点对点的决策支持。例如,开发基于PACS系统的实时风险计算工具,使医生能够在影像分析的同时获得患者的个体化风险评估结果,从而提高诊疗效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构建基于双参数MRI的影像组学模型,结合多种机器学习算法,成功预测了前列腺癌的不良病理特征,并进一步验证了影像组学与临床特征整合后的预测优势。这一混合模型不仅在预测性能上优于单一模型,还在临床实用性方面表现出色,能够为术前风险分层提供有力支持。然而,模型的外部验证、特征稳定性分析以及临床转化仍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随着人工智能和医学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影像组学有望在前列腺癌的诊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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