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繁荣背后的隐忧：比较视角下国际与中国社区花园参与机制的系统性评述

这篇综述通过PRISMA系统评价方法，对比分析了55篇文献和110个中外案例，揭示了社区花园(CG)可持续发展依赖利益相关者共识与稳定组织模式的核心机制。研究指出中国CG面临政府与个体参与者共识分歧、第三部门能力瓶颈和公众参与困境三大挑战，而国际案例则展现出更成熟的参与机制与动态平衡策略，为中国特色CG发展提供了政策优化、功能拓展和能力建设的系统性路径。

　　

社区花园的全球镜像与中国路径

参与机制的三维透视

社区花园(CG)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重要载体，其发展轨迹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18世纪英国为解决粮食短缺建立的分配花园(Allotment Garden)，到美国ACGA定义的集体园艺空间，再到当代中国城市更新政策推动的共建花园，不同时空背景下的CG演化出迥异的参与逻辑。通过参与者(Participants)、发起目的(Purposes)和组织模型(Organisational Models)三维框架分析可见：欧洲CG主要分为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型(如德国Kleing?rten)、NGO推动的社区赋能型(如英国Edible Gardens)和居民自发的社会运动型(如意大利Orti Urbani)；而中国案例中，上海火车菜园(Train Vegetable Garden)和深圳共建花园(Co-built Garden Initiative)则凸显政府主导与第三方组织(CNS)协作的混合特征。

共识裂痕与组织瓶颈

中国CG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政府将CG视为城市更新政策工具，与居民期待的休闲社交功能产生目的偏离；第三方组织如四叶草自然学校(CNS)虽推动260个项目建设，但其培训输出的1200个自治花园暴露出专业人才短缺的capacity building困境；深圳5年建成360个花园的"大跃进"式发展，更折射出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停留于形式主义的风险。相比之下，柏林Prinzessinneng?rten通过社会企业运营实现经济自循环，巴塞罗那Bancs d’Horts建立居民议事会(Resident Council)保障决策民主性，展现出成熟的动态平衡策略。

政策杠杆与功能重构

研究提出中国CG发展的三阶优化路径：在政策层面，需建立差异化的土地供给制度，如上海2040规划中70%社区覆盖率的量化目标需配套产权保障；功能拓展可借鉴纽约Bryant Park的"园艺+市集+教育"复合模式，将CG转化为社区营造(Social Empowerment)平台；能力建设方面，应培育专业NGO如CNS的枢纽功能，发展类似ACGA的行业支持网络。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为CG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接口。

全球经验的本土转化

成熟CG的共性在于建立了"目的-组织-参与者"的良性循环。德国通过联邦花园法(Bundeskleingartengesetz)明确租赁权，解决土地稳定性问题；英国Transition Town运动将CG作为社区货币(Community Currency)的实践载体；而中国案例中，杭州"社区规划师"制度尝试嫁接专业力量与居民需求。这种跨文化比较揭示：CG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物理空间营造，更需要构建兼顾各方诉求的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社会创新的实验场域

从二战时期的"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s)到当代的climate resilience实践，CG始终是社会创新的前沿阵地。中国CG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期，其未来发展不应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而需在政策设计上建立中国特色的participatory governance框架，在地化实践中探索出兼顾社会治理与空间正义的本土方案。正如Lawson(2011)所言，真正可持续的CG是能培育关怀型社区(caring community)的社会装置，而不仅是有植物的物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