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疲劳在医疗行业中是否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一项关于医生和医学生预期被人为操控的预先注册的实验研究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Is compassion fatigu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health care? A preregistered experimental study of manipulated expectations in doctors and medical trainees

共情疲劳叙事可能通过改变医护人员对共情的感知形成自我实现预言。实验表明，视频干预能有效操纵共情感知（正向组报告更积极的共情体验，负向组报告更多疲劳感），但未显著影响对假设患者的共情行为。患者呈现方式（积极/消极）和责任程度（高/低）是共情感知的关键影响因素，社会期望性也调节了共情体验。研究支持通过叙事干预改善共情认知，需警惕疲劳叙事对专业实践的潜在负面影响。

　　这项研究探讨了在医疗领域中，有关“同情心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叙述是否可能构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医疗从业者和医学生是否可以通过实验性干预改变他们对同情心的感知，并且这种改变是否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虚拟患者的态度和评价。通过使用视频干预，研究人员试图操纵参与者对同情心的期望，进而观察这些期望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患者情境的反应。

### 研究背景与重要性

同情心，即识别他人的痛苦并有意愿去缓解这种痛苦，是医疗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它不仅被患者期望，也被专业组织所倡导，如美国医学会（AMA）和澳大利亚医学会（AMA）等。然而，同情心并非总是存在于医疗实践中。一些研究表明，缺乏同情心是患者投诉的常见原因，而且医疗系统中缺乏同情心的环境与较差的健康结果之间存在联系。因此，同情心的缺失可能对医疗质量和患者体验产生深远影响。

“同情心疲劳”作为一项研究重点，通常被描述为医疗从业者在长期提供关怀过程中产生的心理疲劳。它被看作是“照顾的代价”，并且与情绪耗竭、注意力减少和助人意愿下降相关。然而，关于“同情心疲劳”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现实的误读，学术界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同情心并非一种有限的资源，而是可以通过适当的环境和培训来维持甚至增强的。这表明，“同情心疲劳”这一概念可能存在被过度使用或误用的风险。

本研究的动机源于对这种叙事是否影响了医疗从业者对同情心的感知。换句话说，如果医疗从业者被反复灌输“同情心是疲劳的”这一观念，他们是否可能因此将自身的疲劳感归因于同情心？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患者的反应，甚至可能抑制他们提供同情心的意愿。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实验方法，验证同情心的感知是否可以被操纵，并进一步探讨这种操纵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虚拟患者的态度。

###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了一种匿名的在线实验设计，结合了组间设计和组内重复测量。研究对象为新西兰的医疗从业者和医学生，年龄在18岁以上，能使用英语并具备网络访问条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三个实验组中：正向期望组（认为同情心是积极的）、负向期望组（认为同情心是消耗性的）和对照组（不涉及对同情心的特定描述）。实验过程中，参与者首先完成基线测量，包括对同情心感知的自我报告，然后观看特定的视频，这些视频旨在改变他们对同情心的预期。观看视频后，参与者再次评估他们的同情心感知，并随后评估四个标准化的患者情境（vignettes）。

这些情境在“可接受性”（presentation）和“对病情的责任感”（responsibility）方面存在系统性变化。可接受性指的是患者在情境中的整体形象是否容易被接受，而责任感则是指患者在疾病发生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这两个变量被用来探讨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同情心的表达。参与者被要求想象自己是患者的医生，并对每个情境进行五项评估，包括对患者的同情程度、照顾意愿、帮助欲望以及是否感到疲劳。评估采用100毫米的视觉类比量表（VAS），从“完全不”到“非常高”。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视频干预确实改变了参与者对同情心的感知。正向期望组的参与者在观看视频后，认为同情心更加积极，如令人满足、愉悦和奖励，同时认为同情心更少地带来疲惫和消耗。而负向期望组的参与者则认为同情心更加疲劳和消耗。对照组中，这些感知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尽管视频干预有效改变了同情心的感知，但研究并未发现这些变化在对虚拟患者情境的反应中产生显著的组间差异。也就是说，无论参与者被引导认为同情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在面对不同患者情境时的反应并没有出现系统性变化。这表明，尽管期望可以影响对同情心的感知，但实际的同情心表达可能更多地受到患者情境本身的影响，而非这些期望。

研究还发现，患者情境的“可接受性”和“对病情的责任感”是影响同情心表达的重要因素。在可接受性较高的患者情境中，参与者表现出更高的同情心、更多的照顾意愿和更强的帮助欲望。而在责任感较高的患者情境中，同情心的表达却相对较低。这种模式在不同实验组中表现一致，尽管负向期望组在某些情境下的反应更为强烈。

此外，研究还发现“社会可接受性”（social desirability）对同情心表达有显著影响。那些更倾向于给出社会可接受答案的参与者，无论处于哪种实验组，都表现出更高的同情心和帮助意愿。这表明，在研究中，社会期望可能对参与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在分析结果时需要考虑这一因素。

### 研究意义与讨论

研究结果支持了“同情心疲劳”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观点。换句话说，医疗从业者对同情心的负面看法可能会影响他们对自身疲劳感的体验，从而导致他们将疲劳归因于同情心本身。这种现象类似于“安慰剂效应”或“安慰剂效应”的反面——“无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即负面的预期可能引发负面的结果。

然而，尽管同情心的感知可以被改变，但实际的同情心表达似乎并不受这种改变的直接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尽管期望可以影响我们对同情心的理解，但同情心的表达更多地依赖于实际的患者情境。这为医疗系统中的同情心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情心可能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和环境塑造来提升的能力，而不是一种会自然枯竭的资源。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社会可接受性”对同情心表达的重要影响。社会可接受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表达较高的同情心和帮助意愿，这可能意味着在研究中，参与者的行为受到社会期望的强烈影响。因此，在探讨同情心表达时，必须考虑这种社会偏差。

### 未来方向与实际应用

这项研究为医疗系统中同情心的培养和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它表明，同情心并非一种必然枯竭的资源，而是可以通过改变期望和环境来增强的。因此，医疗培训和管理政策应更加关注如何培养和维持同情心，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疲劳的代价”。

同时，研究也强调了患者情境对同情心表达的重要性。医疗从业者可能更愿意对那些“可接受性”较高、责任感较低的患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和帮助意愿。因此，在医疗实践中，对患者的描述和情境设计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同情心表达。

### 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同情心的感知可以被实验性干预所改变，这为“同情心疲劳”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提供了实证支持。然而，实际的同情心表达似乎并不完全受这种干预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受到患者情境本身的影响。这表明，在医疗系统中，同情心的培养和表达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个体期望、患者情境以及社会可接受性。

因此，医疗从业者和相关机构应重新审视对同情心的叙述，避免将其描绘为一种必然导致疲劳的负担。相反，应将其视为一种可以被培养和维护的专业能力。通过改变对同情心的叙述，可以减少对“同情心疲劳”的误解，并为医疗从业者提供更积极的视角，从而提升他们的同情心表达和患者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