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生物药物早期扩散模式与数据可用性的横断面研究：揭示医疗资源分配差异与政策优化路径

为解决欧洲各国生物药物引入不均衡及数据监测不足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17种2015-2019年获批生物药物在31个欧洲国家/地区的横断面研究。通过分析DDD/1000 inhabitants标准化指标，发现德国、奥地利扩散率最高（达立妥单抗/erenumab普及最广），而立陶宛、罗马尼亚最低（tilrakizumab覆盖率不足5%）。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医疗体系差异导致3倍用量差距，为欧盟医药战略（Pharmaceutical Strategy for Europe）优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生物制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欧洲各国正面临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单克隆抗体、重组蛋白等生物药物(biopharmaceuticals)为肿瘤、自身免疫疾病等领域带来突破性疗法；另一方面，这些定价高达5万-50万欧元/年的创新药物，正加剧各国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更棘手的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监测体系，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甚至难以掌握这些"天价药物"在成员国间的实际使用情况——这直接影响到欧盟"公平可及"医疗政策的制定。

针对这一现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联合欧洲药物利用研究组(EuroDURG)等28个机构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团队选取2015-2019年EMA批准的17种代表性生物药物（排除肿瘤药和孤儿药），通过标准化定义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 DDD)指标，首次系统绘制出这些药物在欧洲17国2地区的"扩散地图"。研究发现，德国和奥地利以35-37分位列扩散榜首（分数越低扩散越好），其CGRP受体拮抗剂(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antagonists)使用量是东欧国家的7倍；而罗马尼亚、拉脱维亚等国的PCSK9抑制剂(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inhibitors)覆盖率不足北欧的1/10。更值得警惕的是，14个国家无法提供完整的医院用药数据，这可能导致对生物药物实际使用规模的严重低估。该研究近期发表于《BioDrugs》，为正在推进的欧洲医药数据空间(EHDS)建设提供了关键基线数据。

研究团队采用三种关键技术方法：(1)基于WHO的ATC/DDD系统对17种生物药物进行标准化计量；(2)通过欧洲药物流行病学网络收集31国药品流通数据，最终获得19个合格地区4年追踪数据；(3)建立双重验证机制，由当地研究者核对本国数据分类（医院/院外/批发）的准确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德国90%医保人群的抽样分析证实了数据的代表性。

【数据可用性揭示监测漏洞】

研究首先暴露欧洲药物监测体系的重大缺陷：在31个初始调查国家中，法国等6国因数据不全被排除，德国等4国仅有院外用药数据。如图3所示，医院用药数据缺口最严重，14国数据支离破碎。这种"数据荒漠"现象直接影响到对生物药物真实负担的评估——例如在克罗地亚，医院渠道占IL-5抑制剂用量的83%，若仅分析院外数据将导致严重误判。

【扩散图谱展现医疗鸿沟】

通过图4的跨国对比可见，同类药物扩散差异最高达20倍：德国CGRP受体拮抗剂用量(47.3 DDD/1000)是拉脱维亚(2.1)的22倍；而PCSK9抑制剂在奥地利快速普及（排名第1），却在立陶宛几乎未使用（排名18）。表1的积分系统更揭示出令人震惊的地域规律——前6名均为西欧/北欧国家，而所有东欧国家均垫底。这种差距不能简单用经济水平解释，例如苏格兰（属英国）排名仅13位，落后于经济较弱的捷克（12位）。

【用药渠道反映体系差异】

研究特别分析了4类药物的流通路径（图4）：挪威等北欧国家倾向院外使用（如78%的PCSK9抑制剂在药房发放），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更依赖医院渠道（如84%的IL-5抑制剂经医院分配）。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国医保报销政策的碎片化——在比利时，医院预算压力促使生物药物向社区转移；而斯洛文尼亚则因专科医生垄断处方权，导致医院渠道占比居高不下。

这项研究首次通过标准化数据揭开了欧洲生物药物分配的"冰山一角"。其核心价值在于：一方面量化了医疗资源分配的"欧洲鸿沟"（德国用量是罗马尼亚的3倍），另一方面暴露出数据监测的系统性缺陷（仅45%国家能提供完整医院数据）。这些发现直接呼应了欧盟"医药战略"中"建立统一HTA框架"的诉求，特别是为2025年将实施的EHDS（欧洲健康数据空间）提供了设计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采用的ATC/DDD方法虽然牺牲了肿瘤药等领域的覆盖广度，却开创了跨国生物药物比较研究的可行范式。正如通讯作者Bj?rn Wettermark强调的："只有当所有国家都能看清药物扩散的全景时，我们才能真正讨论医疗公平。"这项研究或将成为推动欧洲医药政策从"各自为政"走向"协同监管"的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