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年人中常见精神障碍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共病情况

《Psychiatry Research》：Comorbidity of common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nese adults

ADHD共病率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多中心横断面调查发现12.99%的SCZ、MDD、BD、GAD患者存在ADHD共病，单身的年轻高学历群体风险更高，饮酒是独立危险因素，建议将ADHD筛查纳入这些精神疾病患者的评估体系。

　　本文探讨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在成年中国人群中与其他精神疾病共病的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通过多中心调查的方式，收集了来自29个临床中心的3772名成年患者的数据，这些患者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SCZ）、重度抑郁障碍（MDD）、双相障碍（BD）和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研究发现，有490名患者（约占12.99%）存在ADHD共病情况，这一比例在成年精神疾病患者中并不算低，但仍有提升空间。

从研究结果来看，ADHD共病患者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首先，他们在社会和人口学背景上与非共病患者存在差异。共病患者更倾向于单身状态，且年龄相对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这些特征可能与ADHD个体在社交和职业发展上的挑战有关。其次，研究还发现，共病患者更可能有饮酒和吸烟的习惯，且发病年龄较早，精神症状更为严重。这些因素可能对ADHD的诊断和治疗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提示了ADHD在成年人群中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饮酒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ADHD影响因素。这表明，除了传统的神经发育因素外，环境和行为因素在ADHD的形成和维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饮酒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与ADHD相互作用，例如影响大脑神经递质的平衡，加剧注意力不集中和冲动控制的困难。此外，饮酒还可能掩盖ADHD的症状，导致误诊或漏诊。因此，在对ADHD患者进行评估时，有必要考虑其饮酒行为，以便更准确地识别和诊断该障碍。

ADHD的共病现象在精神疾病领域中具有普遍性，特别是在情绪障碍、焦虑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中更为常见。这一现象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心理负担，也对临床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ADHD的症状在成年期可能表现出与儿童期不同的特征，如认知执行功能的损害，而非单纯的多动和冲动，因此在诊断过程中需要更加细致和全面的评估工具。同时，ADHD共病的患者往往面临更严重的功能障碍和生活质量下降，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

研究还强调了早期诊断和干预的重要性。ADHD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改善个体的症状，还可能预防其他精神疾病的共病。然而，目前在中国，ADHD的诊断率仍然较低，这可能与医生对ADHD的认知不足以及社会对ADHD的误解有关。此外，ADHD的诊断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中国社会中，ADHD可能被误认为是“多动”或“不听话”，而缺乏对其本质特征的理解。因此，提高公众和医疗工作者对ADHD的认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情况。

在方法学上，本研究采用了多种评估工具，包括成人ADHD症状量表（ASRS）、成人ADHD生活质量问卷（AAQoL）、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14项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4）、Young躁狂量表（YMRS）以及正性与负性症状量表（PANSS）。这些工具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然而，评估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不同量表可能对某些症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多样性上。尽管本研究覆盖了29个临床中心，但样本仍可能受到地域和医院类型的影响，例如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可能导致ADHD的诊断和治疗存在差异。此外，研究中未涉及ADHD的遗传和生物化学基础，这可能限制了对ADHD共病机制的深入理解。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ADHD与其他精神疾病之间的生物学联系，例如基因表达、神经递质水平和大脑结构变化等。

在实际应用中，研究结果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提醒临床医生在诊断和治疗其他精神疾病时，应考虑ADHD的可能共病情况，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早发、病程较长、发作次数较多以及有饮酒或吸烟史的患者中。其次，研究结果表明，ADHD的筛查和诊断需要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ADHD的诊断率仍然较低，而其对个体生活质量和功能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因此，制定针对ADHD筛查的标准化流程，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此外，研究结果还对公共政策和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新的思考。由于ADHD在成年人群中可能对社会功能产生深远影响，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强对ADHD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对这一障碍的认识。同时，应加大对ADHD研究的投入，推动更多高质量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其病因、症状表现和治疗方法。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ADHD的筛查和干预措施应得到更多的重视，以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及时和有效的帮助。

从长远来看，ADHD的共病现象可能对社会整体的健康状况和生产力产生影响。由于ADHD患者往往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交通事故率以及犯罪行为发生率，因此，针对ADHD的干预措施不仅有助于改善个体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提示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ADHD问题，将其纳入国家心理健康战略中，以实现更全面的健康管理。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ADHD在中国成年人群中的共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实践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然而，由于研究的局限性，未来仍需进一步探索ADHD与其他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多学科合作和综合干预手段来改善ADHD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功能水平。只有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ADHD这一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为患者提供更全面和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