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多药耐药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口服抗生素的敏感性及耐药机制研究

为解决多药耐药(MDR)大肠杆菌(E. coli)和肺炎克雷伯菌(K. pneumoniae)感染缺乏有效口服抗生素的临床难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团队针对7种新型/老药新用抗生素（包括4种β-内酰胺类和3种非β-内酰胺类）开展药敏试验。研究发现mecillinam（97%敏感）、fosfomycin（100%）和omadacycline（95%）对MDR E. coli效果显著，而K. pneumoniae对sulopenem（MIC90 2mg/L）和fosfomycin（92%）保持较高敏感性。研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揭示ompK36缺失、tet(A)基因和QRDR突变等关键耐药机制，为澳大利亚临床用药提供重要循证依据。

　　

抗生素耐药性正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威胁，其中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和质粒介导AmpC β-内酰胺酶的肠杆菌目细菌尤为棘手。这类细菌不仅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产生耐药，还常伴随对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等多类药物的交叉耐药，导致临床治疗选择极其有限。在澳大利亚，7-12%的大肠杆菌和4-7%的肺炎克雷伯菌已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产生耐药，且比例逐年攀升。更严峻的是，当这些多药耐药菌引发尿路感染等常见病症时，患者往往因缺乏有效口服药物而被迫住院接受静脉治疗，既增加医疗成本又带来导管相关感染等风险。

为破解这一临床困境，澳大利亚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的研究团队Bethany Rachel O’Neill等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系统评估了七种口服抗生素（包括mecillinam、tebipenem、sulopenem、faropenem四种β-内酰胺类，以及fosfomycin、omadacycline、delafloxacin三种非β-内酰胺类）对74株ESBL/AmpC阳性大肠杆菌和24株肺炎克雷伯菌的抗菌活性，并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解析耐药机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Glob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为临床治疗多药耐药感染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CLSI)指南推荐的琼脂稀释法（用于fosfomycin和mecillinam）和肉汤微量稀释法（用于其他抗生素）测定最小抑菌浓度(MIC)。所有菌株均通过Illumina平台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利用AMRFinder Plus和PointFinder等生物信息学工具检测耐药基因和突变位点。样本来源于2021年新南威尔士州医院患者的非重复临床分离株，涵盖尿液、血液等多种来源。

3.1 患者 demographics与微生物学特征

研究纳入98例患者（69女29男）的菌株，其中61株大肠杆菌和10株肺炎克雷伯菌分离自尿液。基因分型显示大肠杆菌以ST131、ST1193和ST457为主要流行株型，肺炎克雷伯菌则以ST3017和ST231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携带bla_DHA基因的菌株对tebipenem等抗生素的MIC₉₀显著高于bla_CMY-2携带株，提示耐药基因型与表型存在关联。

3.3 细菌药敏结果

β-内酰胺类中，mecillinam对两种细菌均保持>95%的敏感率。新型碳青霉烯类tebipenem对大肠杆菌表现出极低MIC₉₀（0.125mg/L），但对肺炎克雷伯菌效果较差（MIC₉₀ 8mg/L）。非β-内酰胺类中，fosfomycin对大肠杆菌100%有效，而肺炎克雷伯菌因天然携带fosA基因导致敏感率降至92%。令人意外的是，尽管omadacycline对95%大肠杆菌有效，但其对肺炎克雷伯菌的敏感率骤降至50%，且携带tet(A)基因和ramR突变（如新发现的M184V点突变）的菌株表现出更高耐药性。

3.4 耐药机制解析

全基因组分析揭示：ompK36孔蛋白缺失导致肺炎克雷伯菌对fosfomycin和碳青霉烯类耐药；gyrA-parC三重/四重突变与qnr基因共存是delafloxacin耐药的主因。研究还首次报道ramR frameshift突变与omadacycline耐药的相关性，为后续耐药机制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这项研究不仅证实mecillinam、fosfomycin等老药对澳大利亚多药耐药菌仍保持良好活性，更为tebipenem等未在当地上市的新药提供了本土数据支持。发现的ompK36缺失、ramR突变等新型耐药标志物，为快速诊断技术的开发奠定了分子基础。研究者特别强调，针对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问题仍需扩大样本验证，而bla_DHA与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关联性值得临床重点关注。这些发现对优化澳大利亚抗生素使用策略、减少住院依赖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为全球抗耐药菌研究提供了区域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