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中亚国家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发展现状与挑战综述

【编辑推荐】本文系统梳理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器官移植发展困境，聚焦脑死亡（brain death）认定、活体/遗体捐献（living/deceased donation）差异及腾格里信仰（Tengrism）与伊斯兰教的文化冲突，提出立法完善、公众教育等关键改进路径，为跨宗教地区移植体系构建提供重要参考。

　　

1. 阻碍遗体捐献发展的究竟是伊斯兰教还是腾格里信仰？

中亚地区遗体器官捐献率长期低迷的根源引发学界争论。尽管87%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且《古兰经》明确支持拯救生命，但实际调查显示59%的拒绝源于宗教顾虑。深层分析发现，突厥民族古老的腾格里信仰（Tengrism）通过"躯体完整转世"观念持续影响现代决策——95%家属拒绝捐献时强调"逝者需完整安葬以获重生"。这种信仰体系与伊斯兰教义形成独特博弈：伊朗（98%穆斯林）遗体捐献率达90%，而哈萨克斯坦仅9%，印证文化惯性的强大阻力。

2. 哈萨克斯坦器官移植现状

作为中亚移植技术标杆，哈萨克斯坦自1979年完成首例肾移植后，已建成7个移植中心。其2010年《脑死亡法》推动手术量提升，但4113名等待者中仅12.2%潜在脑死亡供体实现捐献。国家协调中心数据显示，76%公民在健康门户网主动注册拒捐，22%受访者直接归因于"腾格里信仰的安葬禁忌"。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心脏移植仍需境外实施——法律严禁18岁以下遗体器官获取。

3. 塔吉克斯坦的移植困局

这个96%穆斯林国家2007年立法仅允许活体亲属捐献，2019年修法后虽开放遗体捐献但遭遇零同意案例。伊朗培训的医生已实施180例肾移植，但全部依赖亲属供体。卫生部坦承：尸检抵制与"器官黑市恐慌"形成双重枷锁，导致67例肝移植均需患者自付80%费用。

4. 乌兹别克斯坦的曲折发展

1972年完成中亚首例肾移植的先锋国家，在1994年刑法修订后陷入十年停滞。2022年新法建立遗体捐献登记系统，但5家移植中心仍仅开展活体手术。值得注意的是，首例腹腔镜取肝术（2015年）和540例肾移植的成果，凸显技术能力与文化接受度的割裂。

5. 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滞后

吉尔吉斯斯坦2024年才建成HLA配型实验室，此前65例肾移植均需境外检测。土库曼斯坦更显严峻——2016年后仅首都医院开展10例/年活体肾移植，遗体捐献法律形同虚设。两国共同面临透析设备短缺与民众境外就医的恶性循环。

6. 突厥国家统一信息系统的曙光

2024年阿塞拜疆签署的TüRKTRANSPLANT协议，试图通过跨国数据库破解器官短缺。该计划标准化脑死亡诊断、建立共享器官库，或将成为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尝试。正如文中警示：当医疗技术遇上"逝者未安，生者不富"的古老谚语，唯有融合现代立法与传统智慧，方能在中亚移植荒漠中开辟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