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家庭法争议背景下儿童暴力事件的制度性处理：儿童福利工作者的评估与应对机制研究

这篇综述从制度理论视角剖析了瑞典儿童福利（CW）工作者在处理涉及家庭法争议（FLS）的儿童暴力案件时，受到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重制度要素的深刻影响。研究通过5组18名CW工作者的群访谈，揭示了FLS系统对儿童保护决策的隐性支配，以及制度合法性追求如何导致暴力评估被争议框架所遮蔽，为改善跨系统协作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

　　

瑞典儿童福利体系中的制度性困境

ABSTRACT

瑞典这项开创性研究首次运用制度理论框架，系统分析了儿童福利（CW）工作者在家庭法争议（FLS）背景下处理儿童暴力案件时面临的复杂制度环境。通过18名调查型CW工作者的五组群访谈，研究揭示了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重制度要素如何共同塑造工作者的决策逻辑，特别是FLS系统对儿童保护实践的潜在支配效应。

Introduction

在瑞典约30%涉及儿童暴力调查的案件中，家庭同时深陷监护权或探视权争议。这种双重法律体系参与创造了独特的制度环境：CW系统强调自愿原则下的家庭支持，而FLS则坚持父母合作优先，即便存在暴力指控。先前研究表明，这类案件不仅更少导致干预措施（Black等，2016,2021），且重启调查率是普通案件的三倍（M. A. Saini等，2013），暗示现行处理模式可能存在系统性缺陷。

The context of the study

瑞典作为全球唯一坚守纯家庭支持模式（family-support system）的国家，其CW服务受《社会服务法》（SSA）和《青少年照护特别规定法》（CYPA, SFS 1990:52）约束，强制干预仅作为最后手段。当父母陷入法律争议时，地区民事法院的裁决成为CW必须遵守的规制性框架，这种制度设计客观上形成了"保护悖论"——非暴力父母既被CW要求保护孩子，又可能被FLS强制维持施暴者的探视权。

Theory

Scott（2014）的制度理论三要素框架为研究提供关键透镜：

1. 规制性要素：如父母保护责任的法律规定（Parental Code）

2. 规范性要素：包括"合作优先"的行业共识

3. 文化认知要素：如"争议中父母陈述不可信"的潜意识假设

   当规制模糊时（如自愿原则），后两者成为合法性获取的主要途径。

Material and methods

研究采用质性群访谈方法，精心设计3-4人小组以激发自然对话。参与者来自瑞典中部8个不同规模城市，工作年限1.5-40年，性别比例（2男16女）符合行业现状。半结构化访谈聚焦两大主题：家庭法争议中的暴力处理，以及CW与FLS系统关系。

Results

规制性要素的束缚

父母保护责任被反复强调为法律红线："当探视期间发生暴力，我们只能告知非暴力父母——保护孩子是您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制框架导致CW将干预门槛提高到"双亲失职"才启动强制照料。法院裁决则形成双重约束：37%参与者认为裁决阻碍保护，而29%反而视其为工作依据。

规范性共识的张力

所有小组都表现出强烈的"系统一致性"追求："尽管我们负责儿童保护，但最终都努力维持双亲接触"。这种规范性压力导致：

• 心理暴力更易被转介至FLS合作会议

• 73%案例等待法院裁决后再行动

• 书面评估中暴力指控常被"父母需合作"结论覆盖

文化认知的隐性支配

三个深层假设浮出水面：

1. 争议滤镜效应："你必须用完全不同方式评估信息"——默认父母陈述存在策略性失真

2. 冲突优先论：即便确认暴力存在，85%案例仍将"解决父母冲突"列为首要干预目标

3. 接受度预设："他们现在不可能改变"——导致41%潜在干预方案未被提出

Discussion

研究发现制度性模仿（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现象显著：CW工作者通过吸纳FLS系统的认知框架来获取合法性，而非坚持儿童保护的专业逻辑。这解释了为何：

• 暴力严重性评估让位于"合作能力"评估

• 法院裁决遵从度高达92%

• 案件重启率与干预率呈现反常负相关

Practical implications

研究建议：

1. 建立家事统一法庭，消除制度冲突

2. 修改《父母法》第6章，扩大CW在暴力案件中的裁量权

3. 开展"争议中性"培训，破除"合作万能"迷思

Conclusion

该研究揭示瑞典儿童保护体系存在深刻的制度性矛盾——当家庭卷入法律争议时，CW工作者在合法性追求驱动下，其暴力评估机制会系统性吸纳FLS逻辑。这种制度同构现象最终可能导致儿童保护目标被家庭法争议框架所遮蔽，造成"调查越深入，干预越保守"的悖论。研究为理解跨国儿童保护差异提供了关键制度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