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不良经历对自我伤害行为和自杀倾向发展的影响：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Psychiatry Research》：The effect of childhood adverse experi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lf-harm and suicidality: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童年逆境经历（ACEs）与青少年自我伤害及自杀意念的纵向关联及性别等调节因素研究。采用澳大利亚6388名青少年基线调查及12/24个月随访数据，发现ACEs显著预测自我伤害（12.3%）和自杀意念（12.5%）发生率，性别不调节自我伤害关系，基线抑郁焦虑可能中介效应，学校连接与社会支持或具保护作用。

　　研究团队由Samantha Tang、Philip J. Batterham、Aimy Slade、Aliza Werner-Seidler、Kate Maston、Brittany Corkish、Helen Christensen和Alison L. Calear组成，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Sydney）的Black Dog Institute。本研究旨在探讨澳大利亚青少年在基线期经历的不良童年经历（ACEs）与其在两年内新出现的自残行为和自杀倾向之间的纵向关系，并识别这些关系的调节因素。

研究背景表明，不良童年经历已被证实与青少年的自残行为和自杀倾向存在预测关系。然而，目前关于ACEs与自残和自杀倾向之间关系的纵向研究仍较为有限。本研究因此关注于评估ACEs在基线期对青少年两年后新出现的自残和自杀倾向的影响，并探索性别、性取向等变量是否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性别和性取向虽然各自独立地预测了自残行为的发生，但并未显著调节ACEs与自残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ACEs与自残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基线期抑郁、焦虑和心理困扰的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对象为澳大利亚的学校青少年（N=6388，平均年龄13.9岁，48.9%为女性），他们分别在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完成了基线调查，并在12个月和24个月后进行了随访调查。调查通过学校进行，使用二元混合模型分析基线期的总ACE暴露与随访期新出现的自残和自杀倾向之间的关系。模型中包含了人口统计学、学校环境、社会关系和心理健康等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基线期的总ACE暴露显著预测了随访期的新自残行为和自杀倾向。尽管性别和性取向各自独立地预测了自残行为的发生，但它们并未在ACEs与自残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研究还发现，总ACE暴露与自残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基线期抑郁、焦虑和心理困扰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强调了心理健康在ACEs与自残行为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结论指出，鉴于不良童年经历对青少年自残和自杀倾向的显著影响，有必要开发和推广预防ACEs发生的干预措施和政策。对于已经经历ACEs的青少年，干预措施应旨在预防心理障碍的发展，并确保他们在家庭和个人层面得到充分的支持。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学校相关因素和社会支持在缓冲ACEs对自残和自杀倾向影响中的潜在作用，这为未来制定更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了方向。

在研究设计和参与者方面，本研究利用了Future Proofing Study的数据，这是一个大型的学校基于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包含嵌入的集群随机对照试验，旨在评估数字预防干预对抑郁的影响。参与者每年完成一次全面的心理健康和福祉调查，目前可用的数据包括基线期、12个月和24个月的随访数据。研究通过学校收集数据，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同时也便于追踪参与者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在参与者特征方面，基线期的样本特征总结在表1中。对于自残行为分析的样本（样本1）包括4255名青少年，其中12.3%的参与者在12个月或24个月的随访中报告了新的自残行为。对于自杀倾向分析的样本（样本2）包括3929名青少年，其中12.5%的参与者在随访中报告了新的自杀倾向。每种ACE的发生频率在补充材料中有所展示，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不同ACE类型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讨论部分，研究团队指出，本研究考察了不良童年经历与青少年自残和自杀倾向之间的纵向关系。研究发现，基线期的总ACE暴露与随访期的新自残和自杀倾向存在显著关联。此外，研究还发现女性和性别多元的青少年比男性更容易经历自残行为，但性别并未显著调节ACEs与自残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强调了性别和性取向在影响自残行为中的作用，这为理解不同群体在ACEs背景下的心理健康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团队还探讨了其他潜在的调节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取向、地理位置、社会经济优势）、学校相关因素（如学校归属感、学校氛围）和社会支持。这些因素在研究模型中被纳入，以评估它们在缓冲ACEs对自残和自杀倾向影响中的作用。研究假设ACEs会显著预测青少年后续的自残和自杀倾向，并且这一关系可能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此外，研究还假设学校相关因素和社会支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ACEs对自残和自杀倾向的影响。

在资金支持方面，本研究由多个机构资助，包括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NHMRC）的项目资助、新兴领导奖学金和特别研究奖学金，以及澳大利亚医疗研究未来基金的资助。这些资金支持为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同时也体现了研究在心理健康领域的重要性和研究团队的学术影响力。

在未引用的参考文献方面，研究团队列出了部分未被引用的文献，包括Chan et al., 2016；Enns et al., 2006；Han et al., 2023；Bhargav和Swords, 2023。这些文献可能与本研究的背景和方法论有关，但由于某些原因未被引用，这可能影响研究的全面性。

在作者贡献声明中，研究团队详细列出了每位作者的贡献。Samantha Tang负责撰写、审阅和编辑，同时参与了方法论、正式分析和概念化工作。Philip J. Batterham负责撰写、审阅和编辑，同时参与了监督、方法论、资金获取、正式分析和概念化工作。Aimy Slade负责撰写、审阅和编辑，同时参与了概念化工作。Aliza Werner-Seidler负责撰写、审阅和编辑，同时参与了方法论、调查和资金获取工作。Kate Maston负责撰写、审阅和编辑，同时参与了项目管理。Brittany Corkish和Helen Christensen也参与了撰写和审阅工作，而Alison L. Calear则负责方法论和概念化工作。这些详细的贡献声明有助于明确每位作者在研究中的角色，同时也体现了研究团队的协作精神和专业分工。

在利益冲突声明中，研究团队表示没有与研究相关的利益冲突。这一声明确保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同时也表明研究团队在进行研究时遵循了伦理规范，避免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纵向分析，揭示了不良童年经历对青少年自残和自杀倾向的显著影响，并探索了性别、性取向等变量在其中的作用。研究还识别了可能的调节因素，如学校归属感、学校氛围和社会支持，这些因素在缓解ACEs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青少年自残和自杀倾向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团队的多学科背景和丰富的研究经验，使得本研究在方法论和数据分析方面具有较高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ACEs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此外，研究还可以关注于如何在家庭和个人层面提供更全面的支持，以减少ACEs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