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家庭冲突如何影响公路建设专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行为：一个调节中介模型

《Safety Science》：How work-family conflict affects highway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safety citizenship behavior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工作家庭冲突通过职业倦怠间接抑制高速公路建设者的安全公民行为，家庭支持型上司行为可缓冲该关系。基于626名中国从业者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验证了职业倦怠的中介效应及FSSB的调节效应。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已经成为影响员工行为和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高风险行业，如公路建设领域，这种冲突可能对员工的安全公民行为（Safety Citizenship Behavior, SCB）产生显著影响。本文旨在探讨WFC对公路建设专业人员SCB的具体影响机制，同时引入工作倦怠（Job Burnout）作为中介变量，以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FSSB）作为调节变量，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复杂关系。

公路建设行业因其高风险性而备受关注。据相关研究表明，该行业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了超过30%和40%的致命伤害，尽管其仅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7%（Cheung和Zhang, 2020；Fan等, 2023）。在中国，公路建设行业连续九年保持工业、矿业和商业领域中最高的死亡率（中国应急管理部, 2018）。公路建设项目通常具有规模庞大、隧道和桥梁建设比例高、资金投入大、工期紧张以及技术复杂等特点，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更高的安全风险（Li等, 2018）。因此，研究公路建设专业人员的安全公民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的安全措施主要依赖于严格遵守既定的安全规定。然而，随着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增加，仅依靠既定规则难以应对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Liu等, 2020b）。在此背景下，安全公民行为作为一种自愿的、非合同性的额外角色行为，被视作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风险的重要手段（Curcuruto和Griffin, 2018）。安全公民行为不仅超越了强制性的安全合规，而且对于提升整体项目安全水平和传递安全价值观具有积极作用（Boiral等, 2018；Xia等, 2018）。

公路建设专业人员作为项目管理的关键角色，承担着规划、组织和协调施工任务的职责。他们的安全公民行为对于平衡项目的安全目标与其他竞争性目标（如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至关重要（Xia等, 2022；Xia等, 2018）。然而，目前关于WFC如何影响这些专业人员的安全公民行为的研究仍然较为有限。已有研究表明，WFC对一般工作态度和绩效有负面影响（Cheung等, 2022；Liu等, 2020b；Meng等, 2021；Novieto和Kportufe, 2022；Wang等, 2020），但较少关注其对安全公民行为的具体影响。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从工作与家庭平衡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分析了WFC对公路建设专业人员SCB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雪球抽样方法，从初始的公路建设专业人员群体中扩展出样本，最终收集了626名中国公路建设专业人员的有效数据。通过Mplus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WFC对SCB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工作倦怠在WFC与SCB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则能够缓解这种间接影响。

从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的角度来看，工作与家庭冲突可能导致个体资源的流失，从而引发工作压力，最终导致工作倦怠（Hobfoll, 1989；Liu等, 2020a；Pinto等, 2014）。工作倦怠作为一种心理压力的表现，会削弱员工的额外角色行为意愿，包括安全公民行为（Leiter和Maslach, 2003）。因此，工作倦怠被视作WFC影响SCB的重要中介机制。与此同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提供支持性的资源，帮助员工更好地应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Hammer等, 2009；Ye等, 2022）。已有研究表明，FSSB能够缓冲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负面影响（Hammer等, 2013；Rofcanin等, 2018；Straub, 2012；Thomas和Ganster, 1995）。因此，FSSB可能在WFC与SCB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公路建设安全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揭示了WFC对安全公民行为的抑制作用，为理解高风险行业中员工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研究强调了工作倦怠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表明WFC不仅直接影响员工的安全行为，还通过心理压力的积累间接影响其行为表现。此外，FSSB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说明了组织支持对缓解WFC负面影响的重要性。这些发现对于公路建设项目的组织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提示他们可以通过改善工作与家庭平衡、提供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等措施，来提升员工的安全公民行为，从而增强整体项目的安全水平。

在初步分析中，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了验证。WFC与SCB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WFC与工作倦怠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FSSB与SCB之间呈现正相关，同时与WFC和工作倦怠之间存在负相关。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和工作经历均与至少一个测试变量显著相关。这些结果初步支持了研究假设，为后续的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奠定了基础。

讨论部分进一步探讨了WFC对公路建设专业人员的影响。由于公路建设工作的特殊性，如长时间工作、不固定的工作时间和紧张的工期，员工往往面临较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消耗了员工的资源，还可能导致他们缺乏足够的精力去执行非任务相关的活动，如安全公民行为。因此，WFC可能成为影响员工安全行为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WFC与SCB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工作倦怠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有效缓解WFC对SCB的负面影响。这些发现为公路建设行业的安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提示组织应关注员工的工作与家庭平衡，并通过提供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来改善员工的安全行为表现。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中国，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其他国家的公路建设专业人员。其次，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数据，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纵向研究设计，以更准确地捕捉WFC与SCB之间的动态关系。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的调节变量，如组织支持、工作满意度等，以更全面地理解WFC对安全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

总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WFC对公路建设专业人员SCB的抑制作用，并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倦怠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安全公民行为的理论框架，也为公路建设项目的组织管理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干预策略。未来的研究应继续关注这一领域，以期为提升公路建设行业的安全水平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