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名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A Bi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What's in a Name?

生物考古学从20世纪初的解剖学主导转向关注活体人类研究，以美国期刊《人类学期刊》的投稿主题变化为脉络，揭示了学科发展的内在张力与转型。Jane Buikstra通过建立上下文导向、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推动了古病研究与人类群体生物学的整合，其职业生涯中的性别偏见遭遇与行政挑战，映射出学术生态中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提出的"一体古病理学"（One Paleopathology）尝试将历史疾病数据与现代公共卫生结合，但学科仍面临方法论争议与当代价值诠释的挑战。

　　生物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发展轨迹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人类过去研究方法的演变，也展现了个人在其中的成长与贡献。本文通过回顾生物考古学自20世纪初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以Jane E. Buikstra在1976年首次提出“生物考古学”这一术语为起点，探讨了该学科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挑战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互动。Buikstra在文中还分享了她个人的职业经历，包括她对女性在学术界所面临结构性不平等的反思，以及她在推动学科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20世纪初，生物考古学的前身主要是体质人类学和生物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当时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人体结构、形态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测量方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期刊是《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AJPA）。根据Marcus Goldstein在1940年的研究，AJPA在1918年至1938年间，文章主题主要围绕解剖学和方法论，而这一时期的《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则更加强调群体生物学的研究。这种趋势表明，当时的学术界对于研究对象的重视逐渐从单纯的个体解剖转向了更广泛的人类群体特征，这一转变为后来的生物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一批年轻学者的出现，他们开始质疑传统的研究方向，并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例如，Krogman（1938）认为，物理人类学不应仅仅局限于对骨骼和颅骨的研究，而应扩展到对活体人类的研究，强调人类作为一个动态的生物系统。类似地，Shapiro（1937）也主张将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从静态的标本转向活体个体的生态和行为。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研究对象的重新思考，也预示了后来生物考古学的兴起。

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新物理人类学”（New Physical Anthropology）的出现，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人类的生物特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生物考古学的前身逐渐发展出更综合的视角，强调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然而，直到1970年代，生物考古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概念才真正被提出。Buikstra在1976年于东南部人类学协会会议上首次使用“生物考古学”这一术语，并在随后的1977年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墓葬制度、社会结构、饮食、疾病等主题。她强调，研究应基于明确的问题定义、假设陈述和研究设计，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传统的方法论。这一理念不仅推动了生物考古学的发展，也对后来的跨学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Buikstra的个人经历中，她早期的职业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1960年代，她就读于DePauw大学，并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考古学作为主攻方向。这一时期，她面临着性别歧视和学术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她成长过程中，母亲对殖民者和政府对原住民的不公正待遇的担忧，使她对社会正义和文化尊重产生了深刻的理解。这种背景促使她在研究中更加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强调考古研究的上下文分析。她还提到，在大学时期，由于性别因素，她未能获得与男性同学同等的学术机会，例如在体育、地质等课程中被边缘化，而在研究生阶段，她也因性别问题遭遇了来自学术界的不信任和排斥。

尽管如此，Buikstra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她与芝加哥大学的Chuck Merbs合作，开始关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骨骼分析，并逐步将研究方向转向生物考古学。在她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她参与了多个考古项目，包括对伊利诺伊河谷（LIV）墓葬的分析。她强调，生物考古学的研究应基于对具体问题的探索，而非单纯地依赖技术手段。她还提到，虽然她曾考虑在古人类学领域发展，但最终选择了与人类社会结构和文化互动相关的研究方向。

进入1980年代，生物考古学的研究重点逐渐从解剖学转向了病理学和疾病研究。Buikstra在这一时期参与了多个项目，包括对秘鲁Chiribaya遗址的研究，以及对洪都拉斯Copán遗址的墓葬分析。她特别关注古代疾病的传播模式，并在多个研究中探讨了结核病（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MTBC）在古代美洲的出现。她还指出，尽管当时的研究强调了疾病和病理学的重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选择性死亡和骨骼样本不完整的问题，这使得对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的推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20世纪90年代，Buikstra继续推动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并在多个国际会议上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她还参与了关于生物考古学方法论的讨论，强调需要更加细致和系统的方法来分析骨骼和牙齿的病理特征。她指出，传统上对疾病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其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因此，生物考古学的研究应更加注重上下文分析，以全面理解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

进入21世纪，生物考古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包括对古代疾病和健康状况的分析，还涉及对环境变化、社会结构、文化实践等更广泛议题的研究。Buikstra在这一时期提出了“生物考古学与整体健康”（One Paleopathology）的概念，试图将古代病理学研究与现代健康问题联系起来。她认为，生物考古学的研究应不仅仅局限于对古代骨骼的分析，还应关注如何将这些研究应用于当代社会问题，例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等。

此外，Buikstra还积极参与了关于生物考古学伦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人类遗骸的归还和研究。她认为，生物考古学的研究应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和历史，并强调与当地社区的合作。她参与了多个关于遗骸归还的项目，并倡导建立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学术环境，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Buikstra始终强调生物考古学的跨学科性质。她与不同领域的学者合作，包括物理有机化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以多角度探讨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她还提到，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跨学科合作可能面临挑战，但这种合作对于推动学科发展和解决复杂问题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Buikstra的职业生涯不仅反映了生物考古学从传统体质人类学到现代跨学科研究的演变过程，也揭示了女性在学术界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她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推动了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她的工作强调了研究的上下文分析、跨学科合作以及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关注，这些理念至今仍然对生物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