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与补救措施）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Refusal (and Repair)

拒绝作为人类学改革的核心路径，重新审视殖民性与种族主义的后遗症，在黑人研究与原住民研究中探讨权力动态、主权重构与日常抵抗。摘要：

　　拒绝作为一种概念，近年来在批判性黑人研究和批判性原住民研究中得到了深入探讨。它不仅是对权力结构的挑战，更是对社会生活和知识生产方式的重新审视。文章指出，尽管福柯和葛兰西的理论框架在分析权力的运作与反权力的实践方面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但它们往往未能充分关注现代人格与政治生活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机制，尤其是在西方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同时，这些框架也未能充分认识到黑人和原住民激进思想的历史渊源，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这些群体在地方和跨国家层面的政治实践。因此，作者主张，要对人类学进行深刻的改革，就必须重新思考政治斗争的逻辑与机制，尤其是在承认并强调殖民性与种族主义仍然构成征服的“余生”（still lives）这一背景下。

拒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方式。它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压迫性结构的抵抗，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创造性的行为，而非被动的接受。通过拒绝，人们试图突破既定的范畴与界限，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方式与政治主体性。这种拒绝可以是对于主流话语中将黑人和原住民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批判，也可以是对某些制度性权力的日常反抗，如对国家机器的不合作，或对殖民话语所构建的“现代性”框架的挑战。拒绝还意味着一种对知识生产方式的重新思考，尤其是那些在学术实践中可能无意中强化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写作与研究方法。

在黑人研究和原住民研究中，拒绝与“主权”这一概念紧密相连。主权在西方政治哲学中被定义为一种普遍理性与绝对视角，它将“他者”置于对立地位，从而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原住民和黑人群体的拒绝则指向了一种不同的政治实践路径，即通过非国家化的治理形式、集体的“世界制造”（worldmaking）实践以及与土地和社区的深层关系，重新定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拒绝不仅挑战了主权的合法性，也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暴力与压迫。通过拒绝，这些群体试图打破西方政治话语中的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自由”与“被统治”等，从而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政治理解。

拒绝还涉及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审视。在许多研究中，拒绝被看作一种在看似无望的情况下仍然持续进行的实践。它可能表现为对某种制度的不合作，例如拒绝接受国家赋予的“公民身份”或对法律框架的挑战；也可能体现在对某种文化或历史叙事的批判性重构中，如对殖民历史的重新记忆和对原住民知识体系的重新发现。这些实践并非旨在彻底颠覆现有结构，而是通过细微的、持续的行动，逐步改变人们对于自身身份、权利和政治地位的认知。它们往往发生在边缘地带，既不被主流社会所察觉，也不被正式制度所承认，但正是这些被忽视的日常行为，构成了对压迫性结构的深层抵抗。

拒绝还涉及对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许多学者指出，人类学长期以来依赖于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以“透明性”和“普遍性”为基础的学术话语，这种话语在无形中强化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逻辑。例如，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虽然揭示了权力如何渗透到知识生产中，但并未充分关注黑人和原住民知识体系如何在殖民主义的压制下仍然保持活力。同样，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强调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但其关注点往往局限于国家层面，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因此，拒绝作为一种方法论，意味着要重新思考人类学的写作与研究方式，使之更加贴近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声音和经验。

拒绝还与“修复”（repair）这一概念密切相关。修复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回应，更是一种持续的、实践性的努力，旨在重建被破坏的关系和共同体。它可能表现为对被殖民者身份的重新确认，对被忽视的集体记忆的恢复，或对被剥夺的资源的重新分配。在一些研究中，修复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日常行动来弥合历史裂痕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正义实现。例如，某些学者认为，修复应该超越简单的补偿或赔偿，而是关注如何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重新构建伦理关系和政治主体性。这种修复不是对过去的修复，而是对当下和未来的重构，它强调的是对历史创伤的持续记忆和对新可能性的开放性探索。

此外，拒绝还涉及对“叙事”的重新思考。在许多人类学研究中，叙事被视为一种对现实的再现，但作者认为，拒绝的实践往往与这种线性、明确的叙事逻辑相悖。相反，它可能表现为一种对叙事的回避或模糊，一种通过不明确的、非线性的方式表达政治主体性的尝试。例如，一些学者指出，黑人和原住民的拒绝行为往往无法被主流话语所完全理解，因为它们挑战了既定的分类和判断标准。这种拒绝可能表现为一种“不叙事”（non-narrative）的实践，它强调的是经验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以及对既有知识体系的质疑。

在实际研究中，拒绝的实践可以以多种形式呈现。例如，在非洲裔社区中，拒绝可能表现为一种对教育制度的重新定义，即通过强调身体与精神的结合，挑战将个体视为独立、自主的主体这一西方观念。在原住民社区中，拒绝可能表现为一种对土地与社区关系的重新理解，即通过与土地建立深层联系，挑战将土地视为资源或财产的殖民逻辑。在一些研究中，拒绝还与“互助”（mutual aid）密切相关，它强调的是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社区成员之间如何通过合作与共享来应对社会不公和结构性压迫。

总之，拒绝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为人类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权力、知识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不仅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也揭示了黑人和原住民群体在面对历史创伤和结构性不公时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和韧性。通过拒绝，这些群体不仅在反抗，更在重新定义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拒绝并非消极的放弃，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实践，它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通过艺术、文学和政治行动得以表达。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的角色不仅是观察者，更是参与者和反思者，它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使之更加贴近被边缘化群体的经验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