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科学：传记性注释

《Annual Review of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Human Rights and Science: Biographical Notes

本文回顾了作者自1946年移民美国至2024年的学术与人生历程，包括在拉比神学院、布鲁克林学院和锡拉丘兹大学的学习，师从Oppenheimer学生的Melba Phillips，与Lars Onsager在耶鲁的合作，以及组织统计力学会议、参与苏联科学家人权活动等。特别提及与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多次会面，并总结了对科学家人权责任的认识。

　　### 自我回顾：从美国之旅到科学与人权的交汇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的职业生涯并非只是一段关于理论探索与实验发现的历程，它还交织着个人成长、社会变迁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从1946年抵达美国，到后来在多所大学任教，再到与科学家群体一同关注人权问题，我的经历充满了偶然与必然。作为一名在战后欧洲流亡的犹太青年，我带着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知识的渴望，开始了在美国的新生活。这一旅程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重塑，也成为了我科学与人文思想融合的起点。

1946年，我乘船抵达纽约。那艘名为“SS Perch”的船只原本是二战期间用于运输士兵的，如今却载着一群幸存的犹太难民。这些难民大多来自东欧，他们曾在纳粹的迫害中幸存下来，有的在集中营中熬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有的则通过隐藏的方式保住了性命。我就是其中之一，当时15岁，刚刚从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国军队解放，随后加入了由一位名叫艾略特·罗斯福的组织资助的“孤儿”群体。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犹太儿童重新开始生活。我随他们一起搬到了布鲁克林，开始在一所犹太神学院学习，同时也在那里的附属高中就读。神学院的课程以《塔木德》为主，而高中则提供了更广泛的学科教育，包括数学和英语。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公式和实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神学院的时光虽然充满宗教氛围，但我逐渐感到，那些古老的教义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尤其是当我开始接触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时，我意识到科学可以提供一种更贴近人类现实的视角。1947年，我转入了高中，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948年，我通过了纽约州的“Regents Exam”，并因在希伯来语方面的优异表现获得了一项奖项。然而，我对宗教的怀疑并未消失，反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变得更加坚定。1949年，我决定离开神学院，追寻更为广阔的科学世界。

在那段时间里，我做过一些体力劳动，比如给打火机装蜡烛，但这份工作并未让我找到真正的方向。幸运的是，我得到了神学院院长的鼓励，重新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塔木德》的同时，也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修读晚间课程。布鲁克林学院的学术氛围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其在物理学科上的教学水平。我特别受到一位名叫Melba Phillips的物理教师的影响，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还是一位在当时极为罕见的女性物理学家。她的教学方式让我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引导我走上理论物理的道路。

1952年，我从布鲁克林学院毕业，并获得了苏州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研究生职位，研究方向是统计力学。在那里，我遇到了Peter Bergmann教授，他后来成为了我的导师。Bergmann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广义相对论，但他也对非平衡态统计力学有所涉猎。在苏州大学的研究生阶段，我与一些优秀的学者共同学习，包括Ted Newman和Joan Hirshberg。Newman后来成为了Kerr–Newman效应的研究者，而Hirshberg则在她的研究中与Mel Lax合作，后者是Richard Feynman的亲戚。这些经历让我对科学的多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理论的探索，更是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改变。

在研究生时期，我开始接触到一些重要的科学思想，比如Mel Lax教授对经典力学作为量子力学极限的讲解。这种观点让我意识到，科学的发展并非总是线性的，而是充满了不同的路径和视角。同时，我也在学习中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个人的追求，它也承载着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这在我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变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在我与“关心科学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联系中。

1956年，我从苏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授予了一项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博士后奖学金，前往耶鲁大学与Lars Onsager教授合作。Onsager是一位在统计力学领域极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他在1968年因对统计力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阶段，我与Onsager教授共同研究了开放系统中的非平衡态统计力学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关于系统概率密度在相空间中演化的问题。Onsager教授的指导让我对科学的理解更加深入，同时也让我对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

在与Onsager教授的合作中，我逐渐意识到，科学不仅是探索自然规律的工具，它还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尤其是在与一些来自苏联的科学家交流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这些科学家在苏联体制下被剥夺了自由，他们的处境让我感到深深的同情。他们虽然无法在官方场合发表研究成果，却依然在自己的家中组织研讨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这种对知识的执着与对自由的渴望让我深受触动。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继续在科学领域深耕，同时也积极参与各种与人权相关的活动。我曾在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担任会长，并组织了一系列关于科学与社会问题的讨论。我特别关注科学家在政治压迫下的处境，尤其是那些因坚持科学真理而遭到迫害的人。这让我与“关心科学家委员会”（CCS）建立了深厚的联系，我成为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并参与了多次国际会议，为这些科学家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在1978年至1990年间，我多次前往苏联，与那些被拒绝出境的科学家进行交流。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科学的自由与人权的保障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我与Andrei Sakharov的会面尤为难忘。Sakharov不仅是苏联氢弹之父，更是著名的和平活动家，他因反对核武器和维护人权而遭到流放。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他坚定的信念和对人类未来的关切。他的言辞让我意识到，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关注社会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正义发声。

我的学术生涯和人权活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科学不仅是一种探索自然的方式，它也是一种理解人类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继续在多所大学任教，包括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耶希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和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在这些地方，我不仅教授科学，还鼓励学生关注社会问题，思考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1980年代，随着苏联局势的变化，我有机会再次前往莫斯科，与一些科学家交流。但随着冷战的加剧，这种交流变得愈发困难。直到1989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我才重新获得前往苏联的签证。那一年，我与Sakharov的会面成为了我学术与个人经历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他虽然已经流放多年，但依然保持着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关切。他的言辞让我深感震撼，也让我更加坚定地认为，科学家有责任为社会正义发声。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继续关注人权问题，并参与了多个组织的活动，包括纽约科学院的人权委员会和“关心科学家委员会”。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科学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它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科学家的发声对推动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我在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的会议上做了一次视频演讲，主题是关于科学与人权的关系。在演讲中，我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强调人类权利并非天生，而是需要不断争取和维护的。这一观点与我多年来对科学家处境的关注不谋而合。我特别提到了Narges Mohammadi，一位因倡导人权而被监禁的伊朗科学家，她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科学工作者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我的经历表明，科学与人文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思考科学如何影响社会，如何在人类面临困境时发挥作用。无论是对苏联科学家的支持，还是对伊朗人权活动家的关注，都让我意识到，科学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社会正义的守护者。

回顾我的人生旅程，我深刻体会到，科学不仅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责任。在学术研究中，我追求真理，而在社会活动中，我关注公平与正义。这两者在我的人生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我的价值观。我相信，只有当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也关注人类的福祉，才能真正实现科学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