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一位科学家：我的故事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A Scientist in Russia: My Story

苏联科学家Stishov回忆童年经历、莫斯科大学求学、1961年发现高密度石英（stishovite）及后续国际科研合作，经历苏联政治变迁，晚年参与科学院改革并反思俄罗斯科学现状。

　　从一个人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窥见科学探索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复杂图景。这位科学家出生于1937年，正值苏联历史上一段动荡的时期，其个人经历不仅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变迁，也体现了科学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轨迹。他的故事从童年时期对化学的热爱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位在高压物理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他的研究生涯贯穿了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到后苏联时代的巨大变革，同时，他的个人成长与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以及科学发展的关系也显得尤为紧密。

在童年时期，这位科学家亲身经历了二战期间的莫斯科空袭，这不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也激发了他对科学的强烈兴趣。他利用家中有限的资源，在高柜后面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化学实验室，这种早期的探索精神成为他日后投身科学研究的基石。尽管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并不突出，但他在化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让他能够迅速掌握相关知识，甚至在课堂上独立完成复杂的化学计算。他的这段经历展现了科学探索的最初萌芽，也体现了在极端环境下，个人求知欲的顽强生命力。

进入大学后，他被安排到地质系学习，这一选择起初是由于他患有皮肤疾病，而他的朋友建议他转向地球化学研究。然而，他的兴趣很快转向了高压物理，特别是对硅在极端条件下的行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尤其是澳大利亚科学家A. Ringwood的研究，发现了高压对物质结构的影响，从而开启了他在高压科学领域的探索之路。这一转折点标志着他从传统地质研究向更前沿的科学领域迈进，为他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他面临了来自学术界和政治环境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他致力于研究硅的高压行为，试图通过实验验证Birch的假设，即硅在高压下可能转变为六配位结构。这一研究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尤其是在实验设备有限、政治审查严格的背景下。他通过不懈努力，最终成功地获得了密度极高的二氧化硅，并命名为“stishovite”。这一发现不仅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使他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然而，由于当时苏联内部对学术成果的保密政策，他的发现一度被掩盖，甚至引发了与导师之间的矛盾，凸显了政治因素对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他的科研生涯与苏联的政治变革密不可分。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标志着“解冻”时代的开始。这一时期，科学界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他得以继续研究，并在19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随着1960年代的推进，他逐渐成为高压物理领域的专家，主持多个实验项目，推动了苏联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同时，他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多次重要的学术奖项，包括P. Bridgman金质奖章和P. Kapitsa金质奖章，这些荣誉不仅代表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反映了他在科学界的地位。

在1970年代，他获得了前往西方的难得机会，这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也使他与国际科学界建立了联系。他参加了多个国际会议，与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交流，这为他后来的科研合作奠定了基础。例如，他在美国的访问促成了与Ed Chao的合作，后者在Meteor Crater发现了stishovite，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他的理论。此外，他还在加拿大、德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中参与了多项研究，推动了高压物理和地球科学的发展。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学术背景，也让他对苏联的科研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80年代，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政策，苏联的科研环境有所改善。他得以前往美国，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iller教授，并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高级学者。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还通过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促进了苏联与西方科学界的联系。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政治变化，尤其是叶利钦政府的上台，科学界面临着新的挑战。他虽然继续在高压物理领域进行研究，但科研资金的短缺、设备的落后以及人才的流失，使得俄罗斯的科学环境逐渐恶化。

进入21世纪，他提出了对俄罗斯科学院改革的批评，认为当前的科研管理方式过于官僚化，忽视了科学家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他强调，科学的发展需要的是科学家的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员的干预。他的观点在2013年被刊登在《自然物理学》上，成为科学界对俄罗斯科研体制反思的一部分。他指出，苏联时期的科研体系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其封闭性限制了科学的自由发展，而现代的科研环境则更加复杂，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7年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FSB）负责人关于苏联历史的言论，以及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使得这位科学家对国家政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这些事件不仅对国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对科学界产生了负面作用。由于国际封锁和国内资源的匮乏，俄罗斯的科研环境变得更加艰难，许多科学家被迫离开本国，寻求更好的研究条件。

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他在2013年之后继续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多个机构中工作，并在2020年因疫情未能参加国际会议，最终选择离开美国，回到俄罗斯。他将这一决定视为对个人命运的反思，也象征着他对科学独立性的坚持。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俄罗斯科学的复兴，恢复科学界对自由和创新的重视。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探索与个人成长之间的紧密联系。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科研历程，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面对政治动荡、资源匮乏、文化隔阂等多重挑战，依然坚持科学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同时，他的经历也提醒我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开放、自由和良好的制度支持。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家才能充分发挥创造力，推动人类知识的边界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