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汉晋时期中国东青藏高原地区的母乳喂养、断奶及饮食模式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Breastfeeding, weaning, and dietary patterns in the east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during Han and Jin Periods by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哺乳与断奶模式对汉晋时期青海东部青藏高原居民早期生命史及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分析，采用稳定同位素（δ13C/δ15N）对8例骨骼及98例牙齿样本进行饮食重建，发现居民2.6-3.5岁断奶，男性断奶年龄（4±0.5岁）显著晚于女性（3.5±0.5岁），且男性幼年摄入更多C4植物（如粟）及动物蛋白，成年后仍保持更高C3植物和动物蛋白摄入，反映性别化营养分配与社会劳动分工的关联。

　　### 乳腺喂养与断奶：古代婴儿成长中的关键阶段

婴儿的成长与发展阶段中，乳腺喂养和断奶是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些阶段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营养水平、经济结构以及文化背景。通过研究这些实践，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古代人群在早期生活中的生存条件、营养获取方式以及社会互动模式。尤其在古代社会中，由于资源有限，婴儿的喂养方式往往受到家庭资源分配、社会阶层差异以及环境条件的深刻影响。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东部青藏高原的唐代和晋代人群，通过稳定的同位素分析技术，探讨了该地区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与断奶模式，从而揭示了当时社会在资源分配和性别角色方面的潜在差异。

在婴儿早期生活中，乳腺喂养提供了重要的营养来源，同时也对免疫系统的发展、肠道微生物群的建立以及长期健康状况产生深远影响。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持续的母乳喂养能够有效降低婴儿罹患呼吸道感染、严重腹泻、中耳炎等疾病的风险，同时有助于降低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然而，尽管现代医学对母乳喂养的益处已有充分认识，古代社会的婴儿喂养方式仍缺乏系统的记录。因此，通过考古学和生物考古学的研究手段，如稳定同位素分析，成为探索古代婴儿喂养模式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选择的样本来自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北部郊外的陶家寨墓地，该墓地属于东汉至魏晋时期，位于黄水河流域，是一个典型的农耕与放牧相结合的边疆区域。墓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地区在汉代和晋代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农业和牧业转型，而这些变化也深刻影响了当地居民的饮食结构和断奶时间。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者能够从骨骼和牙齿中提取出关于饮食和断奶模式的信息，为理解古代社会的婴儿喂养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 稳定同位素分析：重建古代饮食结构与断奶时间

稳定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代人群饮食结构和断奶模式的重要工具。该方法基于植物和动物在生长过程中对碳和氮同位素的吸收差异，能够提供关于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饮食信息。在自然环境中，植物根据其光合作用路径被分为C3、C4和CAM类型，每种类型都会导致不同的碳同位素分馏效应。C3植物通常具有较低的δ13C值，而C4植物则表现出较高的δ13C值。通过分析骨骼和牙齿中的同位素组成，研究者可以推断出个体的饮食来源，以及他们在断奶过程中的营养变化。

在骨骼组织中，骨胶原的δ13C值通常比实际饮食输入高出约5‰，而δ1?N值则随着食物链层级的上升而增加，通常在3‰到5‰之间。这些同位素特征使得骨胶原成为研究长期饮食模式的有效材料。相比之下，牙齿由于形成后不再发生重塑，因此能够保存其形成时的同位素信号，是研究婴儿早期饮食和断奶模式的重要样本。牙齿的形成过程从出生后不久开始，到青春期结束，因此特定牙齿的同位素数据可以反映婴儿在不同阶段的饮食变化。

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对8个骨骼样本和98个连续的牙本质样本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陶家寨墓地居民的饮食结构主要由C3植物构成，但也包含一定比例的C4植物和动物蛋白。从δ13C值来看，牙本质样本的同位素值范围较广，表明在童年时期，个体的饮食可能存在较大的变化。而骨胶原的δ13C值则相对稳定，反映了长期的饮食模式。δ1?N值的变化则进一步表明，随着断奶的进行，个体对动物蛋白的依赖逐渐减少，饮食结构趋于多样化。

通过对比骨骼和牙本质的同位素数据，研究人员能够追踪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的饮食变化。例如，在断奶期间，牙本质中的δ13C值和δ1?N值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表明这一时期婴儿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要调整。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断奶的时间点，还可能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婴儿营养的重视程度以及断奶过程中的家庭策略。

### 陶家寨墓地的考古背景与研究意义

陶家寨墓地位于黄水河流域，是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反映了东汉至魏晋时期东部青藏高原地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模式。该墓地的发掘工作揭示了丰富的文物和墓葬结构，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青铜器、铁器、骨器、玉器、琥珀和贵金属制品，表明这一地区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物质文化体系。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陶家寨墓地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墓地的规模和密集度表明，这一地区在汉代和晋代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人口聚居地，可能与当时的农业和牧业活动密切相关。其次，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与农业相关的器物，如粮仓模型和灶具，进一步支持了该地区在汉代和晋代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地居民的生计模式，也为探讨断奶实践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此外，陶家寨墓地的考古证据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性别角色和资源分配模式。墓葬中的随葬品显示出男性在社会中占据更高的地位，通常被埋葬于具有更多和更丰富的随葬品之中，如铜带钩、弓箭部件和青铜头盔等。相比之下，女性的随葬品则相对较少，且多为日常用品，如铜环和铜帐篷钩。这种随葬品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性的重视，以及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角色相对受限。

通过分析陶家寨墓地的考古背景和物质文化特征，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断奶实践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这一地区的农业和牧业结合的生计模式，可能影响了婴儿的断奶时间，以及他们在断奶后对不同食物的依赖程度。同时，墓葬中发现的大量创伤和退行性病变，也表明该地区居民在断奶后的劳动强度和生活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 男性与女性的断奶模式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陶家寨墓地的居民在断奶时间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大多数居民在2.6至3.5岁之间完成断奶，而男性则普遍在4岁左右完成断奶。这一发现与现代医学研究中的某些趋势相吻合，即男性婴儿在早期生活中可能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因此需要更长时间的母乳喂养来增强其免疫系统和降低疾病发生率。同时，δ13C值的分析也揭示了男性和女性在断奶期间的饮食差异。

男性在断奶期间表现出更高的δ13C值，表明他们可能摄入了更多的C4植物，如糜子。相比之下，女性的δ13C值较低，可能意味着她们的饮食更多地依赖于C3植物，如小麦和大麦。这种差异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角色和资源分配有关，男性可能在断奶后承担更多的体力劳动和军事任务，因此需要更高的能量和营养摄入。而女性则更多地参与家庭和日常活动，饮食结构可能相对简单。

δ1?N值的分析也显示了男性和女性在断奶期间的饮食差异。尽管男性和女性的δ1?N值在断奶期间没有显著差异，但δ13C值的差异表明，男性可能在断奶后继续摄入更多的C4植物和动物蛋白。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营养需求和资源分配策略。

### 社会结构与性别角色的影响

陶家寨墓地的考古证据表明，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在汉代和晋代时期已经形成一定的模式。男性在社会中占据较高的地位，通常被赋予更多的责任和权利，包括军事防御和农业生产。这种性别角色的差异可能影响了婴儿的断奶时间和饮食结构。例如，男性婴儿可能在断奶后获得更多的营养资源，以支持其未来的体力劳动和军事活动。

同时，墓葬中的随葬品也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男性通常被埋葬于具有更多和更丰富的随葬品之中，而女性的随葬品则相对较少。这种差异可能表明，男性在当时社会中享有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而女性则更多地受到家庭和社区的限制。因此，断奶时间和饮食结构可能与这种社会角色的分配密切相关。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关于陶家寨墓地居民断奶时间和饮食结构的重要信息，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数量相对较小，这可能影响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其次，缺乏同时期的植物和动物同位素基线值，使得对具体食物来源的识别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样本和更全面的同位素基线数据，以提高分析的精度。

此外，本研究主要基于同位素分析和考古证据，未来可以结合其他方法，如DNA分析和骨骼病理学研究，以进一步探讨古代婴儿喂养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的婴儿喂养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陶家寨墓地居民在汉代和晋代时期的断奶时间和饮食结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居民在2.6至3.5岁之间完成断奶，而男性则普遍在4岁左右完成断奶。这种性别差异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营养需求和资源分配策略。

通过分析陶家寨墓地的考古背景和物质文化特征，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断奶实践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同时，墓葬中的随葬品和骨骼病理学证据也提供了关于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的重要线索。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探讨古代婴儿喂养模式，也为理解当时社会的性别角色和资源分配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多学科的方法，揭示了陶家寨墓地居民在汉代和晋代时期的断奶时间和饮食结构，为理解古代社会的婴儿喂养实践和性别角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婴儿成长模式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探讨古代社会的营养状况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