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肿瘤性与反应性淋巴细胞增殖的边界：EA4HP/SH淋巴瘤研讨会最新进展

本刊推荐：为厘清肿瘤性(如淋巴瘤)与反应性淋巴细胞增殖的复杂边界，欧洲血液病理学会(EA4HP)联合血液病理学会(SH)在杜布罗夫尼克举办专题研讨会，针对Castleman病(CD)、遗传变异相关非典型增殖、治疗干预相关LPDs、儿童惰性淋巴瘤及克隆性增殖五大主题展开系统研究。通过整合临床病理与分子特征，提出诊断新标准，尤其强调免疫缺陷背景下的克隆演化鉴别、治疗相关LPDs的EBV+多形性增殖鉴别等难点。该系列成果为临床避免过度治疗提供关键依据，发表于《Virchows Archiv》。

　　

在血液病理学领域，区分淋巴细胞增殖的良恶性犹如行走在迷雾笼罩的悬崖边缘——一个微小的误判可能导致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化疗，或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随着分子检测技术的普及和新型免疫疗法的涌现，这一诊断困境愈发复杂：某些反应性增殖会呈现克隆性特征，而部分惰性淋巴瘤却表现出惊人的"温和"行为。更棘手的是，遗传背景、药物治疗甚至病毒感染都可能模糊传统诊断标准，使得病理学家在显微镜前举棋不定。

为破解这一难题，欧洲血液病理学会(EA4HP)与血液病理学会(SH)的研究人员集结于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通过2024年淋巴瘤研讨会系统分析了五大类争议性病例。这些病例来自全球多中心提交的典型样本，结合长期随访数据，采用整合诊断策略——将组织形态学、免疫表型分析、克隆性检测（包括IG/TR基因重排）与临床背景深度关联。尤其关注特殊场景如原发性免疫缺陷(PID)患者的克隆性T细胞扩增、CAR-T治疗后谱系转换现象等前沿问题。

Castleman病及其模拟者的形态学谱系

GasIjevic等揭示Castleman病(CD)实为多种疾病的集合体：从局限性的透明血管型(HV-CD)到全身性HHV8⁺亚型，其与原发性渗出性淋巴瘤(EC-PEL)的鉴别需依赖病毒潜伏期蛋白LANA-1的检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HV-CD存在PDGFRβ突变，提示基质细胞克隆性起源可能。

遗传变异相关非典型增殖

Van den Brand团队强调原发性免疫缺陷(如PI3Kδ活化综合征)患者可出现EBV⁺/EBV^-的双相性增殖，这类病例的淋巴结结构破坏程度不能单独作为恶性依据，必须结合家族史和IL-2等细胞因子水平综合判断。

治疗干预相关LPDs的挑战

Anagnostopoulos汇总的病例显示，BTK抑制剂治疗中的CLL患者可能出现"假性Richter转化"——这种增殖虽保持CLL免疫表型(CD5⁺/CD23⁺)，但会在恢复用药后消退。而CAR-T治疗后出现的CD19^-复发，可能是T细胞携带预存肿瘤相关突变所致。

儿童惰性淋巴瘤新认知

Frauenfeld提出儿童型滤泡性淋巴瘤(PTFL)无论是否伴边缘区分化(MZD)，均共享TNFRSF14和MAP2K1突变谱系，睾丸滤泡性淋巴瘤则可能代表独立病种。

惰性克隆增殖的再定义

Quintanilla-Martinez发现胃肠道PD1⁺/CD4⁺ T细胞增殖可播散至骨髓却不进展，而皮肤原发边缘区淋巴瘤(PC-MZL)的IGH类别转换与否直接影响治疗策略选择。

这项里程碑式研究重新绘制了淋巴增殖性疾病的诊断地图：约30%既往诊断为淋巴瘤的病例可能属于"惰性克隆增殖"范畴。通过建立多参数判别体系——如TAFRO综合征需同时满足血小板减少、腹水等五项标准，HHV8⁺增殖需排除EC-PEL的体腔依赖特征——显著降低了过度治疗风险。尤为关键的是，研究揭示了微环境驱动机制（如FDC肉瘤样变）与治疗压力选择（如BTKI停药相关反弹）在边界性病变中的核心作用，为未来靶向治疗开发指明方向。正如Stefan Dirnhofer在文末强调的："在精准医学时代，诊断的终极目标不是给疾病贴标签，而是为每个独特病例找到最合适的临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