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预防悖论量表的开发与验证：矛盾态度如何降低疫苗接种意愿

本研究针对COVID-19疫情期间出现的"预防悖论"现象（即公众将防控措施的成功误认为其冗余的证据），开发了12项"预防悖论量表"。通过美、英、德、奥五组样本(N=1545)验证显示，该量表具有稳定的双维结构（矛盾态度维度α≈0.95；预防措施拒绝维度ρ=0.75），与科学 distrust(r=0.728,p<0.01)和阴谋论 mentality(r=0.409,p<0.01)显著相关，并能解释疫苗接种意愿39.2%的变异量，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重要评估工具。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逐渐浮现：当严格的防控措施成功遏制病毒传播后，部分民众反而认为这些措施原本就"没有必要"。这种将预防措施的成功曲解为其冗余证据的认知偏差，被研究者称为"预防悖论"(Prevention Paradox)。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的Julia Schnepf与德国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的Norbert Groeben团队注意到，这种矛盾态度可能通过"自我挫败预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机制削弱公众对疫苗接种等关键防控措施的配合度，进而威胁群体免疫效果。

为量化这一现象，研究人员基于流行病学家Geoffrey Rose提出的经典预防悖论理论，结合疫情期间反疫苗团体"横向思考者"(Querdenker)的典型言论，开发了12项Likert量表。研究创新性地识别出两个核心维度：反映逻辑矛盾的"矛盾态度因子"（如"封锁放松本可更早开始"）和直接反对干预的"预防措施拒绝因子"（如"保护弱者是道德义务"[反向计分]）。通过五组跨国数据(2020年7月-2021年2月)验证，该量表展现出跨文化的稳定性（CFI=0.981，RMSEA=0.055），且随时间推移，德国样本的悖论态度评分显著上升0.38分(p<0.001)，印证了"佩尔茨曼效应"(Peltzman effect)——即防控措施见效后公众风险补偿行为增加的现象。

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包括：(1)基于媒体报道的12项量表开发；(2)最大似然因子分析法验证双维结构；(3)跨样本(N=1545)的层次回归分析，控制人口学变量后，量表对疫苗接种意愿的预测贡献率达11.2-39.2%；(4)通过负科学观量表(Negative Perceptions of Science Scale)和阴谋论问卷(Conspiracy Mentality Questionnaire)检验效标效度。

主要研究发现：

1. 1.

   量表结构验证：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所有样本均呈现双维结构，矛盾态度因子解释57.55%方差，预防措施拒绝因子解释11.97%。美国样本的总体评分最高(3.26±1.43)，显著高于德国初期样本(2.59±1.19,p<0.05)。

2. 2.

   效度检验：量表与科学 distrust呈强相关(r_美国=0.728,r_德国=0.464)，印证了"恐怖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即个体通过否定威胁来缓解死亡焦虑。但出乎意料的是，与风险规避(r=0.066)和利己主义(r=0.001)无显著关联，提示悖论态度可能源于多元动机。

3. 3.

   预测效度：层次回归显示，量表是疫苗接种意愿的最强预测因子(β=-0.72,p<0.001)，解释增量方差达17.3%。每增加1个标准差，接种意愿下降0.51-0.72个标准差。

讨论指出，该量表的价值在于揭示了防控措施"成功反噬效应"的心理机制：当媒体强调"医疗系统未崩溃"时，部分公众错误归因于"病毒自然消退"，进而质疑防控必要性。这种认知偏差可能通过"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强化——未接种者通过相信"疫苗无用"来合理化自身行为。研究建议公共卫生宣传应强调"他人防护对自身健康的累积效应"，利用"助推理论"(nudge theory)改变归因模式。

这项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的研究，首次为"预防悖论"提供了标准化测量工具，对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在政治立场影响防疫态度的背景下（如美国样本中信任政客与悖论态度正相关[β=0.53,p<0.01]），该量表有助于识别易受矛盾信息影响的群体，为精准干预提供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