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抑郁症患者抗抑郁药物非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本研究针对埃塞俄比亚公立医院精神科门诊的重度抑郁症(MDD)患者，通过多中心横断面设计探讨抗抑郁药物非依从性(32.9%)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采用药片计数法结合药房补充记录评估依从性，发现女性(AOR=3.29)、文盲(AOR=2.17)、失业(AOR=3.40)、长疗程(>25个月)及严重药物不良反应(ADR)(AOR=3.94)是主要风险因素，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循证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已成为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抗抑郁药物治疗的非依从性问题严重影响着临床疗效。在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资源有限国家，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既往研究显示当地抗抑郁药物非依从率波动在26%-57.1%之间，但缺乏系统性调查。文化信仰、经济压力、药物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等多重因素交织，使得患者难以坚持治疗，导致症状复发、功能损害甚至自杀风险上升。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埃塞俄比亚贡达尔大学健康科学与医学院药学院(University of Gondar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School of Pharmacy)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工作。研究人员在2024年6月至11月期间，对西北地区三家综合专科医院(Felegehiwot、Debre Tabor和Gondar)的422名MDD患者进行了多中心横断面研究。通过创新的方法学设计——结合自我报告的药片计数工具与药房补充记录交叉验证，显著提升了数据可靠性。研究同时采用抗抑郁药物副作用清单(Antidepressant Side-Effect Checklist, ASEC)和Naranjo ADR概率量表评估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与因果关系。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系统随机抽样选取568名样本(最终纳入422例)；2)使用改良版药物依从性评定量表(Cronbach's α=0.78)评估依从性(阈值设定为80%剂量)；3)通过ASEC将ADR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级；4)应用Naranjo量表判定ADR因果关系(明确/很可能/可能/可疑)；5)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非依从性预测因素。

主要研究结果

人口学特征揭示高风险群体

研究样本平均年龄43.2±11.49岁，女性占54%，农村居民61.4%，失业率达53.6%。值得注意的是，50.7%患者未完成基础教育，凸显教育水平可能成为干预的关键切入点。

临床特征与治疗现状

42.6%患者合并其他精神疾病(如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29.6%有自杀史。患者平均接受抗抑郁治疗15.2±9.48个月，其中30.8%治疗超过25个月——这一亚组后续被证实具有更高非依从风险。

药物不良反应的严重影响

ASEC评估显示26.5%患者经历严重ADR，51.7%的ADR被Naranjo量表判定为"可能"相关。这些数据首次量化了ADR对埃塞俄比亚患者治疗体验的冲击。

非依从性的关键预测因素

多变量分析锁定五大独立预测因子：女性(调整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3.29)、文盲(AOR=2.17)、失业(AOR=3.40)、治疗时长>25个月(AOR=1.89)和严重ADR(AOR=3.94)。这些发现为精准干预提供了明确靶点。

讨论与启示

这项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具有多重突破意义：首次在埃塞俄比亚西北部采用多中心设计系统评估抗抑郁药物依从性，32.9%的非依从率低于非洲其他地区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反映区域特殊性。研究创新性地揭示：1)长期治疗(>25个月)患者的"治疗倦怠"现象；2)文盲人群因健康素养不足导致的用药障碍；3)女性患者在社会角色压力下的特殊挑战。

从临床实践角度，建议：1)对高风险群体(女性、文盲、失业者)实施强化随访；2)建立ADR管理系统缓解患者顾虑；3)开发图文并茂的用药指导工具。政策层面则需：1)将精神健康服务整合到初级卫生保健；2)提供药物费用补贴。这些发现不仅适用于埃塞俄比亚，也为其他中低收入国家解决精神健康服务不平等问题提供了范本。

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难以确立因果关系，未来需开展纵向研究。但毫无疑问，Gashaw Sisay Chanie团队的工作为改善全球抑郁症治疗结局迈出了关键一步，其方法学创新(如药片计数与药房记录双验证)尤其值得在资源有限地区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