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比利时中更新世至早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动物考古记录

（编辑推荐）本文从生物考古学（Bioarchaeology）视角重新评估比利时早-中旧石器时代（Lower/Early Middle Palaeolithic）动物群遗存，整合埋藏学（Taphonomy）、生物地层学（Biostratigraphy）等多学科证据，强调需运用现代测年技术并结合欧洲西北部（NW European）背景，推动早期人类活动与古生态研究。

　　

重新审视比利时早期人类活动的生物考古拼图

埋藏学证据的挑战与突破

比利时中更新世（Middle Pleistocene）至早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记录长期受限于地层混杂与早期发掘技术的局限性。最新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动物骨骼表面痕迹（如切割痕、啃咬痕）和沉积环境，揭示了遗址形成过程中自然作用（如水流搬运）与人类行为的复杂交织。典型如Schmerling洞穴的犀牛骨骼群，其断裂模式与空间分布暗示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可能的资源利用行为，但缺乏直接同位素测年（如U-series）支持。

分类学争议与生物地层学框架

对"马斯特里赫特-Belvédère"遗址出土的驯鹿（Rangifer tarandus）和古菱齿象（Palaeoloxodon antiquus）遗存的再研究表明，传统形态学分类（Morphotaxonomy）需结合古蛋白分析（ZooMS）等新技术。尤其关键的是，部分曾被归为晚更新世（Late Pleistocene）的标本，经ESR/U-series联合测年可能前推至MIS 11阶段（约42-36万年前），这为重建莱茵-默兹河流域（Rhine-Meuse system）动物迁徙走廊提供了新证据。

石器技术与生态适应的关联困境

尽管比利时拥有丰富的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石器组合，但直接关联的动物考古证据仍稀缺。例如Spy洞穴的骨器与石叶（Blade）技术共出现象，其年代跨度（MIS 5-3）远超原先认知。最新微痕分析（Microwear analysis）显示，部分石英岩工具可能用于处理皮革而非屠宰，这对解释狩猎策略（Hunting strategy）与肉食消费比例（Meat-yield index）提出新挑战。

跨区域对比的启示

将比利时数据置于欧洲西北部（NW European）背景下，可见类似英国Boxgrove遗址的河相沉积（Fluvial deposits）中保存完好的动物群。但比利时遗址普遍缺乏明确的火塘（Hearth）结构与空间组织证据，暗示早期人类可能更依赖临时营地（Short-term campsite）策略。这种差异可能与当时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尚未完全形成引发的生态梯度有关。

未来研究的四大方向

1. 1.

   应用单颗粒光释光（single-grain OSL）技术解决河相沉积物的年代学难题

2. 2.

   通过古DNA（aDNA）和稳定同位素（δ¹³C/δ¹⁵N）重建古食物网

3. 3.

   开发埋藏学量化模型（Taphonomic scoring system）区分自然堆积与人类改造

4. 4.

   结合LiDAR扫描重新评估阿登高地（Ardennes）岩溶地貌的遗址潜力

这项系统性评估凸显了比利时作为欧洲早期人类扩散关键节点的独特价值，但突破性进展亟需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地层学的深度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