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脏骤停死亡率的时间趋势与风险因素：基于国家死亡监测系统的全国性研究

本研究针对中国心脏骤停（SCD）流行病学数据匮乏的现状，利用国家死亡监测系统（NMSS）2013-2021年数据，首次揭示了SCD死亡率从8.36/10万激增至18.59/10万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男性、老年及城市人群风险更高，60%病例与缺血性心脏病相关，并指出我国AEDs、ICDs等急救措施覆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为优化公共卫生干预提供关键证据。

　　

研究背景与意义

心脏骤停（Sudden cardiac death, SCD）如同隐藏在健康人群中的"隐形杀手"，全球每年夺走400-500万生命，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半壁江山。在中国，尽管既往研究推测年发病人数高达54万，但数据多来自零星城市调查，且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有的依赖死亡证明推断，有的基于尸检结果，犹如"盲人摸象"难以反映全貌。更严峻的是，随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如高血压、肥胖）的持续攀升，SCD的疾病负担日益加重。但矛盾的是，我国院外心脏骤停存活率不足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暴露出急救体系中的关键短板：公众CPR培训不足、AEDs配置率低、高风险人群ICDs植入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

为破解这一困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联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首次利用覆盖全国24.3%人口的国家死亡监测系统（NMSS）大数据，开展了一项跨越9年（2013-2021）的全国性研究，旨在绘制中国SCD的精准流行病学图谱。这项发表于《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的研究，不仅揭示了SCD的时空演变规律，更通过对比中外预防措施差异，为优化我国急救体系提供了数据基石。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团队采用多源数据整合策略：①从NMSS系统中提取610个监测点的多死因数据，通过ICD-10代码（I46、I49.0等）结合临床描述筛选SCD病例；②采用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年龄标准化（ASMR）计算；③运用Joinpoint回归分析时间趋势，通过多水平负二项回归模型解析地理差异；④基于BASIC-OHCA等注册系统数据对比中外预防措施实施现状。

主要研究发现

1. 1.

   总体负担与时间趋势

   通过分析401,291例SCD数据发现，中国粗死亡率从2013年8.36/10万持续攀升至2021年18.59/10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同期由10.95增至18.38/10万。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疫情期间（2020-2021）上升趋势有所缓和（AAPC=2.51%），可能源于医疗编码中断或真实流行病学改变。

1. 1.

   人群风险分层

   • 年龄：≥65岁人群死亡率是35-64岁组的8倍（94.12 vs 11.66/10万）

   • 性别：男性ASMR始终是女性的1.7-1.9倍（2021年24.19 vs 12.89/10万）

   • 婚姻：离婚人群风险最高（ASMR 38.24/10万），是已婚者的2倍

   • 地域：东部地区ASMR（19.51/10万）显著高于中西部，但西部增速最快（AAPC=8.53%）

2. 2.

   临床特征与预防缺口

   • 场所：56.74%的SCD发生在家中，仅35-39%在医院内

   • 病因：缺血性心脏病占主导（60%），其次为其他心血管病（22.32%）和高血压（9.12%）

   • 预防措施：我国每百万人口ICDs植入量不足欧美1/10，AEDs覆盖率仅0.2-1.3台/万人，远低于日本（17.5台/万人）

结论与展望

该研究首次勾勒出中国SCD的全景流行病学特征：在老龄化加剧和心血管风险因素持续升高的背景下，SCD死亡率呈现"东高西快"的时空异质性，男性、老年及城市人群构成重点防控对象。更值得警惕的是，我国预防措施存在"三重断层"——高风险人群ICDs防护不足、公共场所AEDs配置短缺、公众急救技能培训缺失。

研究建议采取"三位一体"改进策略：①建立国家SCD注册系统（如扩展BASIC-OHCA网络）；②立法推动AEDs在交通枢纽、商场等场所的强制性配置；③将CPR培训纳入驾照考试、公务员培训等强制性教育体系。正如作者强调："仅靠临床路径优化无法解决院外心脏骤停的生存率困境，需要政府主导的多部门协作，将急救防线前移至社区。"这项研究为健康中国2030心血管疾病防控战略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撑和路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