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弱势青年群体疫情后焦虑与抑郁症状网络的演变：一项重复横断面研究

本研究针对COVID-19疫情后社会经济弱势青年心理健康恶化问题，通过重复横断面设计（2020年T1与2024-2025年T2）结合网络分析（GGM和NCT），发现PHQ-9与GAD-7评分显著上升（p<0.001），自杀意念翻倍（25.9%→42.9%），且焦虑症状（GAD3/GAD2/GAD1）成为网络核心节点并与自杀风险紧密关联，为针对高危人群的跨诊断干预提供了新靶点。

　　

在COVID-19大流行后的第五年，全球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指标虽逐步恢复，但社会经济弱势青年群体却面临持续恶化的精神健康危机。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8-25岁无稳定收入青年的抑郁障碍患病率较疫情前激增3倍，自杀风险曲线呈现令人担忧的"剪刀差"现象——当其他群体风险回落时，该人群的自杀意念报告率仍以每年7%的速度攀升。这种分化趋势暴露了传统精神病理学框架的局限性：基于离散诊断分类的干预策略难以解释为何焦虑和抑郁症状在这些青年中会交织成更复杂的网络结构，以及为何常规治疗对其收效甚微。

法国洛林大学INTERPSY实验室（UR4432）的Aziz Essadek团队在《SSM - Population Health》发表的研究，首次采用症状网络视角揭示了这一特殊人群的心理病理学演变规律。研究人员通过2020年（T1，n=960）和2024-2025年（T2，n=380）两波次重复横断面调查，对巴黎职业整合计划（Mission Locale）登记的弱势青年进行追踪。运用高斯图模型（GGM）和网络比较检验（NCT）分析PHQ-9（患者健康问卷-9）与GAD-7（广泛性焦虑量表-7）数据，结合自举法聚类分析，绘制出症状网络的动态演变图谱。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 基于EBICglasso算法构建症状网络，通过非参数变换处理非正态分布数据；2) 采用网络比较检验（NCT）分析T1-T2网络结构与连接强度差异；3) 通过Louvin方法进行症状聚类，评估抑郁-焦虑症状群重组特征；4) 使用病例丢弃自举法（case-dropping bootstrapping）验证网络稳定性，相关系数（CS-C）均>0.5。

主要研究结果

3.1 心理健康指标恶化

T2期PHQ-9均分从9.43升至11.35（p<0.001），GAD-7从6.3增至8.14（p<0.001）。自杀意念（PHQ9条目）发生率从25.9%飙升至42.9%（aOR=2.16），调整后风险超过T1期两倍。

3.3-3.4 症状网络重构

T1网络以抑郁症状为核心，PHQ8（精神运动性迟滞）节点强度最高（0.78）；T2网络则转为焦虑主导，GAD3（过度担忧）成为最强节点（1.53）。自杀意念从抑郁集群转移至焦虑集群，与GAD5（坐立不安）和GAD6（易怒）形成新连接（p=0.015）。

3.5 网络演化特征

全局结构保持稳定（NCT p=0.827），但局部连接显著变化：PHQ2（情绪低落）与PHQ4（精力不足）连接增强（p=0.024），而GAD4（放松困难）与GAD6（易怒）连接减弱（p=0.018）。

3.6 聚类分析

自举概率（bp>0.9）证实T2期抑郁-焦虑症状融合加剧，模块化程度降低。自杀意念与焦虑症状的边稳定性提升，形成"焦虑-自杀"新通路。

结论与意义

该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弱势青年独特的心理病理学演化路径：在持续逆境中，焦虑症状（特别是GAD3过度担忧和GAD2控制不能）取代传统抑郁症状成为网络核心，并通过与自杀意念的直接连接形成新的风险通路。这一发现挑战了"抑郁主导"的自杀风险模型，提示针对该人群的干预需转向"焦虑症状优先"策略——例如针对过度担忧认知的元认知疗法（MCT）可能比传统抗抑郁药物更有效。

研究还提出了"适应性焦虑重构"假说：当青年长期面临住房不稳、就业无望等结构性压力时，焦虑反应可能演变为应对不确定性的"功能状态"。这解释了为何常规心理教育效果有限，并呼吁将社会经济干预纳入精神卫生服务框架。正如作者强调："在生存焦虑成为新常态的时代，治愈个体需从修复环境开始。"这些发现为公共卫生部门设计针对弱势青年的精准预防项目提供了关键靶点，也为理解后疫情时代心理健康不平等机制提供了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