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王国远程医疗接受度研究：基于UTAUT模型的技术采纳因素分析

本研究针对沙特阿拉伯(KSA)远程医疗(telehealth)接受度问题，采用统一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UTAUT)模型，通过全国性问卷调查(n=2234)揭示了95.7%的高接受率。研究发现绩效期望(PE)、努力期望(EE)、社会影响(SI)和便利条件(FC)四大核心构念显著影响行为意向(BI)，其中PE的调整后比值比(AOR)达4.88(p<0.01)。研究为中东地区数字健康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揭示了教育水平(高中文凭持有者AOR=3.38)和地区差异(麦加地区OR=0.32)等关键社会人口学影响因素。

　　

在数字医疗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沙特阿拉伯王国(KSA)正经历着医疗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虽然拥有先进的医疗基础设施，却面临着地域广阔带来的医疗服务可及性挑战——从繁华的利雅得到偏远的阿尔焦夫(Al-Jouf)，居民获取优质医疗资源的难度差异显著。2020年COVID-19大流行像一剂催化剂，迫使这个保守的君主制国家加速拥抱远程医疗(telehealth)技术，从最初的应急措施逐渐发展为常态化服务。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当疫情阴霾散去，习惯了面对面诊疗的中东民众会继续选择这种"隔空问诊"的方式吗？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沙特政府投入巨资建设的"937电话医疗咨询中心"和各类视频会诊平台需要验证其长期价值；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对隐私的保护和面对面交流的偏好可能形成无形屏障。更棘手的是，现有研究呈现两极分化——Aldekhyyel等报告87%的接受度，而Thirunavukkarasu的研究却显示仅有54.7%的满意度。这种巨大差异使得政策制定者陷入困惑：究竟该继续扩大远程医疗投资，还是及时止损？

为解开这个谜团，由Abdullah A. Almojaibel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摒弃了传统描述性研究方法的局限，首次将统一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这一权威框架引入沙特医疗场景。这个包含绩效期望(Performance Expectancy， PE)、努力期望(Effort Expectancy， EE)、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 SI)和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 FC)四维度的模型，就像一套精密的诊断工具，能准确识别影响技术采纳的"病灶"。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横断面在线调查，在2024年5-6月间收集了2234份有效问卷，样本量达到计算要求的5倍以确保代表性。问卷创新性地采用阿拉伯语版"沙特远程医疗接受度量表"，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采集常规人口统计学数据；第二部分则基于UTAUT理论，通过5级Likert量表(1=强烈不同意，5=强烈同意)测量各构念。统计分析方法包括Cronbach's α信度检验(所有构念α>0.80)、双变量逻辑回归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并计算ANOVA效应量(η²)。

绩效期望(PE)的发现令人振奋。97.9%的受访者认同远程医疗能带来显著益处，特别是"改善医患关系"这一项的调整后比值比(AOR)高达27.90(p<0.001)。具体而言，认为远程医疗能"节省时间"的参与者使用意愿提升78.61倍，而相信其能"获得比面诊更多服务"的群体意愿增加73.63倍。这些数据生动诠释了"有用性感知"在技术采纳中的核心地位——当人们确信某件事物能解决实际问题时，接受度自然水涨船高。

努力期望(EE)的分析则揭示了潜在障碍。虽然94%的受访者认为远程医疗"易于使用"，但针对"故障排除"这一项，17%明确表示担忧，29%持中立态度。这种"使用容易维修难"的现象在技术接受研究中颇为典型，就像人们能轻松使用智能手机却对系统更新望而生畏。值得注意的是，"操作技能习得"这一项的OR值达到惊人的110.24，说明降低学习曲线可能是提升采纳率的关键杠杆。

社会影响(SI)的结果展现了鲜明的文化特色。91.4%的受访者承认"重要他人的意见"会影响决策，特别是"行政部门的鼓励"这一项AOR达19.64。这在集体主义文化浓厚的中东社会不难理解——当权威部门背书时，新技术推广往往事半功倍。有趣的是，相比其他地区，麦加(OR=0.32)和阿尔焦夫(OR=0.06)居民表现出显著更低的接受度，这可能与当地医疗资源分布特点有关，为区域化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便利条件(FC)的结论则给基础设施建设敲响警钟。95.5%的受访者表示在条件具备时会使用远程医疗，但"技术支持的可用性"这一项的OR值差异巨大(21.78-26.67)。考虑到79%的受访者通过智能手机接入网络，这一发现强烈暗示：移动优先(mobile-first)的策略可能比开发复杂桌面系统更切合实际。

人口学分析中，教育水平的影响尤为突出。与仅接受小学教育者相比，高中文凭持有者(AOR=3.38)和高中后文凭持有者(AOR=3.32)的接受度显著更高，而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反而未显示统计学差异。这种"倒U型"关系暗示基础数字素养可能比高阶教育更能预测技术接受行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现是健康自评"一般"或"差"的群体接受度显著降低(OR=0.35和0.21)，这可能反映重症患者对物理检查的刚性需求。

在讨论部分，作者精辟指出：95.7%的高接受度标志着沙特社会已跨越数字医疗的"鸿沟"，进入早期大众阶段。这一结果与疫情期间的强制体验密不可分——当人们被迫尝试后，许多担忧自然消解。研究同时警示，单纯依靠技术优越性不足以实现全民覆盖，必须针对特定群体(如老年人、低学历者)设计简化界面，并在偏远地区加强网络覆盖。

这项发表在《Clinical eHealth》的研究具有多重里程碑意义。理论上，它验证了UTAUT模型在中东医疗场景的适用性，丰富了跨文化技术接受研究的数据库。实践中，它为沙特"2030愿景"中的数字健康战略提供了实证支持，特别是识别出高中教育群体这一关键采纳者，为精准干预指明方向。更深远的是，研究揭示的社会影响(SI)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放大效应，为其他类似社会提供了宝贵参考。

随着沙特继续推进经济多元化改革，这项研究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数字医疗在沙漠王国的发展路径——既要仰望星空，追求技术前沿；也要脚踏实地，关注文化特质和数字鸿沟。当古老的阿拉伯智慧遇上现代远程医疗，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