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国家的起源：经济学视角下的合作与掠夺理论综述

这篇综述系统梳理了政府与国家起源的经济学理论（JEL H10/N40/P16/O43/D74/N20），聚焦"掠夺性"与"合作性"这一根本二分法（fundamental dichotomy）。文章整合了考古学、人类学与历史学证据，分析了早期国家形成的驱动因素（如农业剩余、地理限制circumscription），并探讨了不同理论对现代国家构建的启示。

　　

政府与国家的概念界定

文献开篇即指出韦伯式国家定义（垄断暴力的领土共同体）对研究国家起源存在局限性。早期国家如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缺乏现代国家的组织特征，更接近"分支国家"（segmentary state）模式——统治者通过仪式调解而非强制权力维系社会。这种非韦伯式的政治实体在刚果、东南亚等地均有发现，提示研究早期国家需超越传统定义。

理论框架：根本二分法

核心争议围绕国家功能的本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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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理论（洛克、霍布斯）：国家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而产生，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如安全、争端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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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掠夺理论（马克思、奥尔森）：国家是"定居匪帮"（stationary bandit）制度化的结果，通过税收合理化掠夺行为

实证研究多通过地理参数（θ）间接验证理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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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占用性假说（Mayshar等）：谷物（易储存） vs 块茎（易腐烂）作物影响征税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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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限制假说（Carneiro）：被山脉/沙漠包围的社群更易被统治者控制

掠夺理论的实证证据

刚果（DRC）的田野研究显示，2000年钶钽铁矿（coltan）价格暴涨促使武装集团转型为征税实体，甚至建立签证制度——现代版的"定居匪帮"形成过程。古埃及研究（Mayoral & Olsson）发现尼罗河核心区在周边干旱时统治更稳定，印证地理限制假说。

进化论视角的调和

部分研究跳出二分法，提出阶段性发展模型：农业剩余→人口密度增加→社会复杂化→国家形成。但新考古学（Graeber & Wengrow）质疑这种线性进化观，指出许多社会在复杂与简单形态间反复切换。

合作理论的新证据

美索不达米亚研究（Allen等）利用幼发拉底河改道的自然实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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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改道区因需合作治水而更早出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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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国家实为血缘群体的自愿联合，后期才逐渐制度化

  该发现支持"合作起源→后期异化"的合成观点

长期经济影响

人类学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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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殖民时期中央集权程度与现代公共品供给正相关（Gennaioli & 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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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早的国家发源地（如伊拉克）现今反呈"驼峰式"发展滞后（Borcan等）

  案例研究揭示制度多样性：卢旺达的庇护制国家与刚果库巴王国（Kuba Kingdom）的正式官僚体系虽在人类学编码中同级，但对现代发展影响迥异。

研究展望

作者指出未来需解决三大挑战：

1. 1.

   如何直接观测古代政治博弈（σ）而非仅依赖地理参数（θ）

2. 2.

   不同理论适用条件的边界界定

3. 3.

   国家形成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微观机制

该综述通过多学科证据呈现了国家起源研究的丰富图景，为理解现代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建设提供了历史纵深。尤其强调早期国家的非韦伯特性，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设计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