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依赖与青少年运动参与:一项基于CB-SEM和fsQCA方法的研究,探讨自我控制、时间管理及健康意识在其中的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Mobile phone dependency and adolescent exercise participation: a CB-SEM and fsQCA study on the roles of self-control, time management, and health awareness

【字体: 时间:2025年08月20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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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手机依赖对青少年结构化运动参与的影响机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手机依赖总效应显著(β=-0.61),83.5%通过自我控制、时间管理和健康意识三中介路径实现,其中健康意识中介效应最大(β=-0.15)。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显示高运动参与存在三种有效配置:低手机依赖+高自我控制+高健康意识、低手机依赖+高时间管理+高健康意识、高自我控制+高时间管理+高健康意识(无论手机依赖水平)。而高手机依赖+低自我控制+低时间管理+低健康意识是唯一导致低运动的配置。研究证实手机依赖通过心理机制削弱运动参与,但可通过强化内在资源进行补偿干预。

  移动电话依赖与青少年结构化运动参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当代社会中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青少年群体对移动设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日常行为模式,还对身体健康、心理状态以及社会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电话依赖与青少年运动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表明过度使用手机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减少参与结构化运动的机会。这一现象的背后,涉及一系列心理机制,包括自我控制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和健康意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影响着青少年是否能够坚持规律的运动习惯。

自我控制理论指出,个体在面对诱惑时,有限的自我调节能力会使其更倾向于即时满足而非长期利益。当青少年频繁使用手机时,他们的自我控制资源可能被消耗,从而难以维持规律的运动计划。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控制能力是连接手机依赖与运动参与的重要中介变量之一,其间接效应显著,说明在手机依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自我控制能力的缺失会直接削弱青少年执行运动计划的能力。时间管理理论则强调,有组织的时间安排有助于促进健康行为,而缺乏结构化的时间管理则可能导致拖延和混乱。移动电话的过度使用往往破坏了青少年的日常结构,使他们难以有效地安排时间进行运动。健康意识作为另一个关键中介变量,表明青少年对健康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会影响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运动。研究发现,健康意识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运动参与度,因此在干预策略中,提高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研究还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通过识别不同的条件组合,揭示了导致高或低运动参与的多种路径。这种分析方法不仅能够识别出哪些因素组合能够有效促进运动参与,还能揭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存在较高的手机依赖,如果具备足够的自我控制、时间管理和健康意识,青少年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运动参与水平。这说明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青少年的内在资源可以缓冲甚至抵消手机依赖带来的负面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减少手机依赖是促进青少年运动参与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单靠这一点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实现持续的运动参与,需要同时增强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时间管理能力和健康意识。这不仅涉及到个体层面的干预,还需要家庭、学校以及政策层面的共同努力。家庭可以通过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和共同的健康目标,为青少年提供支持;学校可以将健康教育和运动课程相结合,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政策制定者则可以通过推广健康宣传和改善公共设施,为青少年创造更有利于运动的环境。

研究还指出,青少年运动参与的模式是多样的,不同个体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较高的运动参与。例如,一些青少年即使手机依赖程度较高,但凭借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良好的时间管理和高度的健康意识,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运动水平。这提示我们在制定干预措施时,需要考虑个体差异,采用灵活的策略,以满足不同青少年的需求。同时,研究也强调了健康意识在其中的普遍重要性,无论青少年是否面临手机依赖的挑战,提升其对健康重要性的认知,都是促进运动参与的重要途径。

尽管研究结果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明确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以更准确地确定手机依赖与运动参与之间的因果方向。其次,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社会期望效应。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客观测量手段,如可穿戴设备或应用程序使用数据,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第三,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中国5至9年级的青少年,其文化和社会背景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应扩展到不同的文化和年龄群体,以验证这些机制的普遍适用性。最后,研究主要关注运动参与,未直接探讨手机依赖对其他方面如心理健康、学业表现或睡眠质量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领域,以全面了解手机依赖对青少年整体健康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整合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揭示了手机依赖如何通过自我控制、时间管理和健康意识影响青少年的运动参与。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青少年运动参与的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践指导。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这些机制的复杂性,并通过多层面的干预策略,促进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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