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法研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Investigation in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vi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21 data

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CGSS2021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将21项指标分为10项正面因素和11项负面因素。运用信息熵法确定正面因素权重，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结合层次分析法计算负面因素得分。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性格控制、自然环境对幸福感影响最大，健康状态、家庭沟通、身体机能是主要负面影响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显著，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更高。建议加强财务支持、心理健康教育、自然环境和健康监测。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的数据，通过系统聚类分析对21个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指标进行了分类，并进一步运用信息熵方法与确认性因子分析及层次分析法（AHP）对这些指标进行加权计算，以评估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和不幸福感。通过分析这些因素，研究揭示了影响中国老年人幸福感的主要方面，并探讨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提供了针对性的建议。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需求愈发受到关注。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34.91%。这种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了显著挑战，如孤独感、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题的增加。同时，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更完善的养老体系、更丰富的社交活动以及更好的医疗条件，为老年人的幸福感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心理状态，也为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涵盖个体对生活经验的认知评价和情感反应。其中，认知维度主要反映个体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判断，而情感维度则涉及个体对积极和消极情绪的体验。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年龄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在某些阶段会先下降后回升，尤其在欧洲和中亚地区，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感往往高于中年人。这一现象表明，老年人在晚年可能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更稳定的内心状态，从而对生活有更积极的评价。然而，这一趋势并非在所有国家都一致，一些国家的老年人幸福感呈现下降趋势，可能与社会经济环境、健康状况、家庭关系等因素有关。

在本研究中，数据来源为CGSS2021，该调查由中国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21年进行，采用概率抽样方法对21个地区的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总量为8148人。在数据清洗和缺失值填补后，研究聚焦于5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最终样本量为1223人。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团队识别出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正向和负向因素，并进一步计算出其幸福指数和不幸福指数。结果表明，中国老年人的整体幸福感较强，而不幸福感较弱，这反映了他们在社会支持、生活条件、健康状况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

在方法上，研究首先通过聚类分析将21个问题划分为正向和负向因素。对于正向因素，采用信息熵方法确定其权重，并据此计算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分。信息熵方法能够有效评估数据的分散程度，权重越高表示该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越显著。在本研究中，正向因素包括家庭收入、人格控制、自然环境等，这些因素被发现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家庭收入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人格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自然环境的舒适度均被认定为关键的幸福要素。这些因素不仅提升了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增强了他们对自身生活的掌控感和积极情绪体验。

而对于负向因素，研究采用确认性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法进行建模，以评估其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负向因素主要包括健康状况、家庭沟通、身体状况等。这些因素被归类为四个子维度：身体健康、人际关系、价值管理、情绪控制。其中，身体健康相关的因素，如身体不适和健康状况不佳，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此外，家庭沟通的不足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也容易导致老年人产生孤独感和负面情绪，从而降低其整体幸福感。通过确认性因子分析，研究团队验证了这些负向因素的结构合理性，并进一步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它们的权重。结果显示，健康状况、家庭沟通和身体不适等因素对不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增强家庭之间的沟通联系，是提升其幸福感的关键路径。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在幸福感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老年人幸福感得分相对较低，更容易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则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这与西方国家的“收入边际效应递减”理论相呼应。该理论指出，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逐渐减弱，达到一定阈值后，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有限。然而，在中国，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群体不仅拥有更好的经济保障，还能够参与更多社会活动，从而在经济稳定与社会参与之间实现平衡，这种平衡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涉及社会支持、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多个方面。例如，低收入老年人可能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压力，这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情绪问题的加剧。而在社会福利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如北欧国家，老年人的幸福感则相对较高，这得益于其对老年人的全面支持政策，包括免费医疗服务、较高的退休金等。这一发现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即在改善老年人经济状况的同时，应加强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以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心理支持。

研究的结论表明，正向因素在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负向因素则显著降低了其幸福感水平。正向因素包括家庭收入、人格控制、自然环境等，这些因素能够增强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对自身情绪的掌控能力，从而提升其整体幸福感。负向因素则包括健康状况、家庭沟通、身体状况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还可能引发孤独感、社会隔离、缺乏生活目标和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进而降低其幸福感水平。因此，针对这些负向因素，研究提出了多项改善建议，如加强老年人健康监测、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优化自然环境等。

为了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研究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和社会保障措施，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经济需求得到满足，同时鼓励非营利组织开展针对老年人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退休资金。其次，社区应设立心理健康中心，定期组织关于人格发展和自我认知的讲座，以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心理韧性。第三，城市规划应注重增加绿色空间，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机会，以改善其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第四，医疗机构应定期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和健康档案管理，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和处理健康问题，从而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健康。第五，家庭成员应加强与老年人的沟通，组织家庭聚会，以增强情感联结，缓解孤独感。最后，体育和健康领域应推广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项目，如太极和瑜伽，以增强其身体素质，同时提升心理幸福感。

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还通过实证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以帮助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如何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通过优化社会经济政策、加强社会支持体系、改善生活环境和增强家庭沟通，可以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研究结果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学术界进一步探讨老年人幸福感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