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性自我改变干预在减少有和无大麻使用史的青少年酒精使用方面的有效性

《Frontiers in Psychology》：Effectiveness of the guided self-change intervention for reducing alcohol use in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history of cannabis use

青少年酒精干预中酒精与 cannabis 共用模式的影响：基于 PREVENALC 研究的二次分析，发现基于引导自我改变（GSC）的简要干预在短期内显著减少酒精消费，且 cannabis 共用组（GAC）的干预效果更优，但随访中行为维持不足。研究强调需考虑物质使用模式以优化干预策略。

　　在当今社会，青少年群体中的酒精和大麻使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全球范围内青少年药物滥用率的上升，尤其是酒精和大麻的使用，相关研究也不断深入。酒精和大麻的共同使用现象尤为普遍，这种行为模式不仅增加了物质使用的风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如认知功能下降、学业表现不佳、违法行为增加等。因此，针对不同物质使用特征的青少年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基于一项名为PREVENALC的随机对照试验，对青少年群体中酒精和大麻使用情况进行了二次分析，探讨了基于引导自我改变（Guided Self-Change, GSC）程序的简短干预在不同物质使用特征群体中的效果差异。研究对象为西班牙阿利坎特省的629名16至18岁的学生，他们接受了GSC干预并完成了基线、干预后和6个月随访的评估。研究将参与者分为两个组：仅使用酒精的组（GA）和同时使用酒精与大麻的组（GAC）。研究关注的主要变量包括酒精消费量、酗酒频率以及戒断天数，而次要变量则包括改变的意愿和自我效能感。

研究结果表明，GAC组在基线时酒精消费量更高，改变意愿和自我效能感也较低。尽管两组在干预后均出现了酒精消费量的下降、酗酒频率的减少以及戒断天数的增加，但GAC组在短期内的酒精消费减少幅度更大。然而，在中长期随访中，GAC组在戒断天数方面的改善未能持续。这一发现提示我们，虽然GSC程序在短期内对不同物质使用特征的青少年都有效，但在维持长期行为改变方面可能存在挑战，尤其是对于同时使用酒精和大麻的群体。

从机制角度来看，改变的意愿和自我效能感是推动行为改变的重要因素。在干预过程中，这些变量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在GAC组中，尽管其初始水平较低，但干预后达到了与GA组相当的水平。这表明，即使在存在复杂物质使用模式的青少年中，GSC程序也能够有效增强其改变意愿和自我效能感。然而，这种改善在6个月随访时未能持续，这可能与干预的持续性和青少年的适应性有关。

研究还指出，尽管GSC程序在短期干预中显示出一定的效果，但其在促进长期戒断行为方面的作用有限。这可能是因为酒精和大麻的共同使用增加了行为改变的复杂性，使得维持戒断状态变得更加困难。此外，酗酒行为在西班牙青少年中较为常见，尤其是在“botellón”这种社交饮酒形式中，这种行为的普遍性可能进一步影响干预的效果。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不同物质使用特征的青少年对干预的反应存在差异。这意味着在设计和实施干预措施时，应考虑到个体的物质使用背景，以提高干预的有效性。同时，研究也强调了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干预的持续性，以及如何在不同物质使用特征的群体中维持行为改变的效果。此外，研究还指出，目前关于简短干预在校园环境中的效果研究仍显不足，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来验证这些干预措施的长期有效性。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使用自我报告方法可能导致偏差，以及样本仅限于特定地区的青少年，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大麻使用的评估仅限于是否存在使用行为，而未考虑使用频率、情境或共用严重程度等更细致的模式。这些因素在未来的研究所中值得进一步关注。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校园环境中针对不同物质使用特征的青少年进行简短干预提供了新的视角。它表明，尽管GSC程序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减少酒精消费并提升自我效能感，但在长期维持行为改变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通过加强干预的持续性，以及结合其他支持措施，来提高简短干预在校园环境中的长期效果。此外，针对特定高风险群体的干预设计也应更加细致，以确保所有青少年都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