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制剂在炎症性肠病真实世界应用中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上市后一年药物警戒观察研究

本研究针对炎症性肠病(IBD)生物制剂临床应用的安全性与疗效问题，由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团队开展为期一年的多中心药物警戒观察。通过监测214例接受vedolizumab(VDZ)、ustekinumab(UST)等生物制剂治疗的IBD患者，发现44.8%患者出现非严重不良反应(AEs)，以胃肠道症状(25%)和皮肤反应(16.7%)为主，未报告严重不良事件(SAEs)。研究证实α4β7整合素抑制剂VDZ作为首选方案的临床优势，并为生物制剂在真实世界中的精准用药提供循证依据。

　　

炎症性肠病(IBD)包括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是困扰全球数百万患者的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随着生物制剂的广泛应用，这类免疫调节药物虽显著改善了疾病预后，但其长期安全性和真实世界疗效仍存在证据缺口。特别是在不同人种、地域和临床场景下的用药差异，使得药物警戒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的研究团队在《Pharmacological Reports》发表的这项研究，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研究采用多中心观察性设计，纳入2023-2024年间214例接受生物制剂治疗的IBD患者（85例CD，129例UC），通过医院病历系统结合电话随访的混合监测模式，系统记录不良反应事件(AEs)和治疗转换情况。研究特别建立医师药物警戒培训体系，采用MedDRA标准术语进行AE分类，重点监测胃肠道症状、感染风险等关键指标。

患者特征与用药模式

队列分析显示VDZ成为最常用生物制剂（50.3%），其次为UST（33.6%）。在生物类似药中，infliximab(IFX)和adalimumab(ADA)分别占70%和63.3%。值得注意的是，53.6%患者联用糖皮质激素(CCSs)，42.2%使用美沙拉嗪(MSZ)，反映临床实践中联合用药的普遍性。

安全性分析

96例(44.8%)报告AEs，无SAEs发生。VDZ相关AEs占比最高（32.3%），主要表现为腹泻(PT3)和腹痛(PT5)等胃肠道症状；IFX组23%患者出现输注反应；而JAK抑制剂tofacitinib(TFC)和upadacitinib(UPA)的AE发生率最低（各1%）。皮肤不良反应如瘙痒(PT2)在UST组较突出（占皮肤反应的31.3%）。

疗效与治疗转换

12例因原发/继发治疗失败更换方案，全部为跨机制转换（swap），无同类药物替换（switch）。从ADA转向VDZ占swap的25%，转向UST和TFC分别占33.3%和25%，印证非TNF-α靶向药物的补救治疗价值。

讨论部分强调三个核心发现：首先，肠道选择性α4β7整合素抑制剂VDZ显示出优异的安全性特征，支持其作为一线选择的合理性；其次，治疗失败后的转换策略呈现"从广谱到精准"的趋势，即从TNF-α抑制剂转向IL-12/23或JAK靶向药物；最后，与历史数据相比，AE发生率下降反映临床用药经验的积累。这些发现为优化IBD阶梯治疗策略提供重要参考，特别是为生物制剂在特殊人群（如老年或合并症患者）中的应用提供安全性证据。研究局限性包括观察周期较短和缺乏内镜评估，未来需要延长随访以确认长期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