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监督人员和同事之间的安全沟通对建筑工人行为的影响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supervisory and coworker safety communication on construction workers' behavior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本研究分析上级安全沟通（SSC）和同事安全沟通（CSC）通过心理机制影响建筑工人安全行为（SB），并检验工作压力（WP）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SSC和CSC均显著正向影响SB，其中CSC效应更强；WP削弱SSC但对CSC无显著影响。

　　在高风险的建筑工地，一线作业人员持续面临着双重的安全信息沟通渠道：监管安全沟通（SSC）和同事安全沟通（CSC）。尽管已有研究强调了安全沟通对安全表现的重要性，但关于SSC和CSC在影响安全行为方面的差异性作用及其心理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旨在采用资源保存理论（COR）的框架，探讨SSC和CSC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行为（SB），并分析这些影响在不同工作压力（WP）水平下的变化。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了中国大型项目中359名一线建筑工人的数据，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简单的斜率交互分析进行数据处理。研究结果显示，SSC和CSC均对安全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其中CSC的影响更为显著。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安全知识自我效能（SKSE）、安全动机（SM）和安全心理归属感（POS）在SSC和CSC对SB的影响路径中的作用，尤其是安全动机显示出最强的中介效应。此外，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会削弱SSC对SB的直接影响，但对CSC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资源保存理论的应用范围，还为不同工作压力下制定差异化的安全沟通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建筑行业作为全球最具危险性的行业之一，长期面临较高的事故和死亡率。超过80%的建筑相关事故源于不安全行为，这凸显了深入探讨影响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各类因素的必要性。安全沟通作为一种关键维度，被广泛认为是推动安全实践、预防事故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有效的安全沟通不仅能提升安全参与度和合规性，还能减少认知失误、心理压力和受伤率。其质量、频率和方式在不同安全表现的团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将安全沟通视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忽略了其在不同层级和形式下的区别。因此，本文旨在区分SSC和CSC的不同作用，并揭示其背后的心理机制。

在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下，个体倾向于获取、维持和保护对实现其目标至关重要的资源。在建筑工地这种高风险环境中，安全沟通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嵌入日常互动中的社会资源。通过信息交换、情感支持和同伴激励，安全沟通帮助工人建立安全知识的自信、提升安全行为的动机，并增强他们对集体安全目标的心理归属感。然而，在高工作压力的环境下，这些心理资源可能被削弱，进而影响安全行为的表现。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资源获取-资源转化-行为模型，以解释安全沟通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安全行为，并探讨工作压力对这一过程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这些假设，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参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中国一线建筑工人进行数据收集。问卷调查采用了横截面研究设计，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现实性和情境相关性。考虑到中国建筑工人的缺乏全面抽样框架，研究采用了非概率便利抽样方法，同时通过多地点、多项目类型的数据收集，以减少潜在的偏倚。此外，研究还通过随机化问卷条目、使用简单清晰的语言以及提供现场支持等方式，提高问卷的可理解性和适用性。最终，共发放了425份问卷，回收了359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了84%。这一数据收集方式不仅提高了研究的代表性，也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文首先验证了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通过计算Cronbach’s alpha值，研究发现各测量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良好，且均超过了基准值。此外，采用确认性因子分析（CFA）评估了模型的结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均超过0.50，复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AVE）均满足标准，表明模型的测量结构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通过对比每个变量的平方根AVE值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区分效度，确认了各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研究结果表明，SSC和CSC对安全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CSC的影响更为强烈。这表明，在高风险和高压力的建筑环境中，同事间的安全沟通可能比来自监管层的沟通更具影响力。此外，研究还发现，SSC和CSC均通过SKSE、SM和POS三个心理机制间接影响安全行为。其中，SM在中介效应中表现出最强的影响力，表明安全动机在安全行为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然而，工作压力对SSC的中介路径具有显著的削弱作用，而对CSC的中介路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尽管工作压力会对安全沟通的整体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但CSC由于其自然、非正式的特性，可能在高压环境中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它首次将SSC和CSC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揭示了两者在影响安全行为时的不同作用路径。同时，通过引入SKSE、SM和POS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深化了对安全沟通如何转化为行为结果的理解。特别是，POS作为中介变量的引入，为安全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研究还指出，工作压力会削弱SSC对安全行为的直接影响，但对CSC的影响较小，这为不同工作压力下的安全沟通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结果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管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首先，建筑管理者和安全专业人员应重视同事间的安全沟通，将其纳入日常管理流程中。例如，可以通过建立同事安全指导机制、小组安全讨论制度或安全伙伴计划，促进安全沟通的自然发生。其次，尽管SSC在高压环境下效果减弱，但其在建立安全规范和明确责任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监管人员应接受如何在不同情境下进行安全沟通的培训，确保信息传递的双向性和非命令性。同时，管理层应关注工作压力的来源，如紧张的工期和管理效率问题，避免安全信息与生产目标之间的冲突。

此外，研究还指出，组织结构和领导风格在安全沟通的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例如，转变型领导风格可能增强SSC的效果，通过建立信任和鼓励员工表达意见来促进安全行为。相反，专制型领导风格可能抑制员工的心理归属感和自我效能，进而影响安全行为的表现。因此，组织应优化其管理结构，促进开放式沟通，并考虑不同领导风格对安全沟通效果的影响。

最后，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采用便利抽样可能导致样本偏差，限制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所有关键变量均基于自我报告数据，这可能引入共同方法偏差（CMV），从而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三，横截面研究设计限制了对中介和调节机制因果关系的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以更严谨地验证这些机制。最后，研究未控制其他组织变量，如安全氛围、领导支持和正式安全政策，这可能影响安全行为的解释。因此，未来研究应考虑更全面的变量控制，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和代表性。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为建筑行业的安全沟通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指导。通过揭示SSC和CSC在不同工作压力下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它们如何通过心理机制促进安全行为，研究不仅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的应用，还为建筑工地的安全管理提供了具体策略。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安全沟通的效果差异，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干预增强同事间的安全沟通网络，从而提升整体安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