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视角下PFAS污染的治理路径：基于荷兰杜邦公司的案例分析

本文针对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污染这一全球性环境健康危机，从犯罪学视角剖析了荷兰杜邦公司（现科慕） Dordrecht工厂的污染案例。研究揭示了企业通过知识垄断、政企利益捆绑及监管碎片化等手段长期掩盖PFAS毒性，导致公众健康受损。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构成侵权，为全球PFAS治理提供了法律追责范本，凸显犯罪学理论在环境健康领域的应用价值。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被称为"永远的化学品"，其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已对全球环境和公众健康构成严峻挑战。这类化学物质与睾丸癌、肾病、甲状腺功能障碍等多种疾病相关，甚至能穿透胎盘影响胎儿发育。在欧洲，仅PFAS污染的治理成本预估就高达2万亿欧元。面对这一危机，传统环境健康研究往往聚焦于毒理学机制，而Lieselot Bisschop和Yogi Hendlin独辟蹊径，从犯罪学视角切入，通过分析荷兰杜邦公司Dordrecht工厂的典型案例，揭示了PFAS污染背后更深层的制度性犯罪动因。

研究团队采用犯罪学中的"国家-企业犯罪"理论框架，系统梳理了1984-1998年间杜邦公司的内部档案、政府文件及法庭判决。他们发现，尽管杜邦早在1960年代就通过C8计划掌握PFOA（全氟辛酸）的毒性证据，却在1984年总部会议中明确选择"经济优先"策略，仅采取不损害利润的有限减排措施。更关键的是，荷兰经济事务部曾承诺为企业"站台"，主动协调其他监管部门放宽要求，这种政企共谋直接导致Dordrecht工厂在1980年代的扩产计划得以实施。

研究揭示了三重犯罪动因：首先是知识垄断，企业通过隐瞒内部研究（如1984年毒性报告）制造信息不对称；其次是制度纵容，欧盟"逐一审查"的监管模式导致PFAS替代物如Gen-X（六氟环氧丙烷二聚酸）陷入"打地鼠"式监管困境；最后是执法碎片化，荷兰水务、土壤、空气等监管部门各自为政，无法识别跨介质污染全貌。2023年鹿特丹法院的里程碑式判决确认，即便持有排放许可证，企业仍需为"侵权不作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判例为全球PFAS诉讼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方法论上，研究者整合了法庭文件分析（如ECLI:NL-RBROT:2023:8987判决书）、企业档案追溯（1984年杜邦内部会议记录）和监管流程评估（荷兰环境执法体系），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首次披露了荷兰政府机构间的协调信函，证实了行政干预在许可审批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结论部分尖锐指出，PFAS危机本质上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当监管体系依赖企业自证清白、当经济价值凌驾于健康权之上、当执法权被分散割裂时，污染便从偶然事件转化为系统性犯罪。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环境健康领域提供了犯罪学分析工具，推动PFAS治理从技术讨论转向制度变革；其建立的"国家-企业犯罪"分析框架，可延伸应用于气候变化、塑料污染等全球性环境挑战；法院判例确立的"许可不免责"原则，更成为环境法发展的重要转折。

正如作者强调，意大利Miteni公司高管因PFAS污染获刑141年的案例表明，刑事追责正在成为遏制企业环境犯罪的新利器。这项发表在《Environmental Health》的研究，不仅为受PFAS影响的社区提供了法律武器，更启示我们：唯有打破知识垄断、重构监管架构、强化司法干预，才能真正终结这场"永远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