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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内脂肪沉积与可交换载脂蛋白及脂蛋白亚类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在心血管疾病风险中的意义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8月21日 来源:Nutrition, Metabolism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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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心血管疾病(CVD)风险调控中可交换载脂蛋白(apo C-II/apo C-III/apo E)与胰腺内脂肪沉积(IPFD)的相互作用机制展开探索。通过3.0 Tesla MRI定量IPFD并结合脂蛋白亚类分析,首次发现IPFD与apo C-II/C-III呈显著负相关,且二者与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中间密度脂蛋白(IDL)亚类负相关,揭示了IPFD可能通过干扰载脂蛋白调控促进IDL蓄积的新机制,为理解胰腺脂肪代谢异常与CVD关联提供了分子层面证据。
心血管疾病(CVD)长期占据全球死亡原因首位,其中血脂异常是重要风险因素。近年来,胰腺内脂肪沉积(IPFD)作为一种新型代谢指标,被发现与CVD风险升高密切相关,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与此同时,可交换载脂蛋白家族——包括载脂蛋白C-II(apo C-II)、载脂蛋白C-III(apo C-III)和载脂蛋白E(apo E)——作为脂蛋白代谢的"交通警察",在调节脂蛋白亚类分布和心血管风险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些蛋白能在抗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密度脂蛋白(HDL)和促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富集脂蛋白(TRL)之间自由转移,调控脂质代谢过程。然而,这些载脂蛋白与IPFD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它们是否参与IPFD与特定脂蛋白亚类的相互作用,仍是未解之谜。
为回答这些问题,由Maxim S. Petrov团队领衔的研究在《Nutrition, Metabolism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发表了创新性成果。研究采用3.0 Tesla腹部磁共振成像精确量化IPFD,结合基于电泳技术的Lipoprint系统分析TRL和HDL亚类分布,并应用多重磁珠检测技术测定血浆载脂蛋白水平。研究纳入128名多族裔成年人,通过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系统分析了IPFD与载脂蛋白、脂蛋白亚类的关联。
研究结果显示,在完全校正模型中,IPFD每增加1个单位,apo C-II和apo C-III分别降低0.36和0.31个单位,且这种负相关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apo C-II和apo C-III与所有中间密度脂蛋白(IDL)亚类(IDL-C、IDL-B、IDL-A)均呈显著负相关,但与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无显著关联。相反,apo E与IPFD或任何IDL亚类均无显著相关性,但与HDL-large亚类呈正相关。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首先,研究首次建立了IPFD与特定载脂蛋白的定量关系,表明胰腺脂肪积累可能通过干扰apo C-II和apo C-III的稳态影响脂蛋白代谢。其次,选择性关联模式(仅与IDL而非VLDL相关)提示IPFD可能主要影响较小TRL颗粒的代谢途径。从机制上看,apo C-II作为脂蛋白脂肪酶(LPL)激活剂,其水平降低可能导致IDL清除障碍;而apo C-III减少理论上应促进IDL清除,但实际观察到的IDL水平升高,暗示IPFD环境下可能存在apo C-III功能抵抗或其他代偿机制。
讨论部分指出,这些发现为理解"脂肪胰腺"与心血管风险的关联提供了新视角。IPFD可能通过双重途径促进动脉粥样硬化:一方面减少apo C-II削弱TRL脂解效率,另一方面改变apo C-III分布干扰肝脏对残余颗粒的摄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联独立于传统危险因素(如高甘油三酯血症)存在,提示IPFD可能代表一种独特的代谢紊乱表型。
该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首次将胰腺脂肪沉积、特定载脂蛋白异常和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亚类联系起来,为开发针对性的心血管风险评估工具和干预策略提供了分子靶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IPFD影响载脂蛋白表达的分子机制,以及基于apo C-II/C-III调节的精准干预是否能够逆转IPFD相关的心血管代谢风险。这些发现也为解释为何某些胰腺疾病患者易并发心血管并发症提供了潜在代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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