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式家庭作业作为促进家长参与孩子学习的工具的可行性

《Cogent Psychology》：The viability of interactive homework assignments as a tool for fostering parental involvement at home

教育不平等缓解背景下互动性家庭作业干预研究显示，该措施未显著提升学生感知家长支持、学习动机及幸福感，亦未改善家长自我效能感与角色认知。研究强调需结合文化语境深化干预设计并延长实施周期。

　　本研究探讨了互动式家庭作业（TIPS）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特别是在荷兰的初级和次级教育阶段。研究的核心假设是，通过促进非指导性、积极的家庭参与，以及增强学生对支持、动机和幸福感的感知，互动式家庭作业可以有效缓解教育不平等。然而，研究结果并未显示预期的显著改善，这引发了对干预设计、实施方式以及教育系统中文化资本差异的深入思考。

### 教育不平等与家庭参与

教育不平等是全球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尤其在荷兰这样的国家，这种不平等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之间尤为明显。SES较低的家庭往往缺乏文化资本，如教育资源、社会网络和对教育体系的熟悉程度，这使得他们难以与学校和教育系统建立有效联系。因此，他们的孩子在学习机会和学术成就上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已有研究指出，通过有效的家庭-学校合作（Family-School Partnerships, FSP）可以部分缓解这一问题，但实际效果却因文化背景、家庭结构和学校政策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直接参与（如辅导作业）和间接参与（如鼓励孩子、参与学校活动）。然而，许多研究发现，直接的、控制性的家庭参与反而可能削弱学生的自主性和学习动机，甚至对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这提示我们，教育干预应更注重支持性、非指令性的家庭参与方式，而非传统的作业辅导。此外，文化资本的差异意味着，某些家庭可能更倾向于参与学校活动，而另一些家庭则因资源匮乏而难以参与。因此，任何旨在促进家庭参与的干预措施，都必须考虑这些背景因素，并采取更具包容性和文化适应性的策略。

### 互动式家庭作业（TIPS）的理论基础

互动式家庭作业（TIPS）是由Epstein和Van Voorhis提出的一种教育干预策略，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增强学生的学术能力和家庭的参与感。TIPS作业通常以“小而有趣”的形式出现，鼓励学生在家庭环境中展示所学内容，同时让家长以支持者的角色参与。这种设计不仅促进了家校之间的联系，还允许家长根据自身文化背景和家庭资源，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孩子的学习。例如，一些家长可能通过日常活动（如烹饪、测量）帮助孩子理解数学概念，而另一些家长则可能通过分享个人经历来增强孩子的语言能力。

TIPS作业的设计遵循几个关键原则：一是它要求家长和孩子共同完成，而非单方面指导；二是它强调孩子的主导地位，鼓励他们向家长展示学习成果；三是它旨在将学校学习与家庭生活联系起来，使家庭作业成为一种“生活化的学习工具”。这种互动方式被认为可以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和幸福感，同时增强家长的参与感和自我认同。然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TIPS干预并未在预期方向上产生显著效果，这引发了对干预设计和实施效果的再思考。

### 研究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在荷兰的12所中小学中实施了6项互动式家庭作业。这些作业主要针对5至8年级的学生，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的学生和家长共677人和316人，对照组则为687人和302人。研究通过前后测问卷收集数据，评估学生对家庭支持、学习动机和幸福感的感知，以及家长对自身角色和自我效能感的认同。

在实施过程中，作业的完成率存在显著差异。初级教育阶段的学生完成率较高，约为72%，而次级教育阶段的完成率仅为23%。这一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年龄段学生在家庭作业上的接受度和参与意愿。此外，由于疫情的影响，研究的实施时间跨度较长，部分学校在疫情前、疫情中和疫情后分阶段开展作业，这也可能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 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TIPS作业未能在预期方向上改善学生的家庭支持感、学习动机和幸福感，也未显著提升家长的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这一发现与之前在美国的研究结果形成对比，表明TIPS干预的效果可能受到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的影响。此外，学生在“谈论学校”这一指标上的得分下降，且干预组学生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这可能意味着TIPS作业在某种程度上被学生视为一种额外的学业负担，而非家庭参与的机会。

家长方面，干预组的自我效能感和角色认同均出现下降，而对照组则略有上升。这一结果与研究假设相悖，表明TIPS作业可能未能有效调动家长的积极性，甚至可能让他们感到压力。同时，由于疫情的影响，家长的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许多家庭被迫承担更多的教学责任，这可能影响了他们对家庭作业的感知和参与动机。

### 理论与实践的挑战

从理论角度来看，TIPS作业的设计基于Bronfenbrenner的生态学系统理论和Epstein的“重叠影响领域”模型，强调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和协同。然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这种互动并未在预期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这可能意味着，TIPS作业的实施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家庭的文化背景和资源差异，导致其在某些群体中效果有限。

此外，研究中还发现，样本在家长教育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偏差，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家长教育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偏差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因为高教育水平的家长更可能理解和参与互动式家庭作业，而低教育水平的家长则可能因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而难以有效参与。因此，未来的干预设计应更加注重样本的代表性，避免因样本偏差而影响结论的推广性。

### 实践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未来的实践应更加注重家庭参与的持续性和文化适应性。首先，TIPS作业的实施应更加频繁和长期，以确保学生和家长能够逐步适应新的参与模式。其次，作业设计应更具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家庭的文化背景和资源条件。例如，某些家庭可能更倾向于通过日常活动来支持孩子的学习，而另一些家庭则可能更关注学术成果的直接展示。因此，作业内容应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此外，研究还建议未来应直接比较TIPS作业与传统家庭作业的效果，以更清晰地了解互动式作业的独特价值。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更准确地评估TIPS作业是否真的能够提升家庭参与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业表现。同时，研究强调应更多地听取来自边缘化家庭的家长和孩子的声音，确保他们在教育干预的设计和实施中被充分代表。这可以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等方法实现，以增强干预的包容性和有效性。

###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疫情的影响，研究的实施时间跨度较长，且家庭作业的完成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可能导致数据收集的不一致，以及家庭参与的差异。其次，问卷调查的方式可能影响数据的代表性，尤其是由于家长参与度的差异，可能导致样本偏向高教育水平的家庭。最后，尽管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但其是否能够准确捕捉TIPS作业的特定影响仍需进一步验证。

### 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TIPS作业在荷兰的教育环境中未能实现预期的干预效果，这可能与文化背景、实施方式以及样本代表性等因素有关。尽管TIPS作业在理论上具有促进家庭参与和提升学生学业表现的潜力，但其实际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未来的教育干预应更加注重文化敏感性和持续性，以确保所有家庭都能有效参与，并从中受益。同时，政策制定者、教师和研究人员需要共同努力，探索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家庭参与策略，以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和学生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