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期间医护人员的精神健康：一项研究旨在探讨风险认知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以及其与血液中细胞外囊泡引发炎症之间的关系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Mental health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COVID-19: a study to oversee the impact of the risk percep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inflammation from blood-bas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心理压力与脑源性外泌体炎症标志物的关联性研究。采用纵向设计，对15名医护人员进行三次随访，评估心理压力、睡眠质量及脑源性外泌体（星形胶质细胞、神经元、小胶质细胞来源）的炎症因子（如IFN-γ、IL-10、IL-6）。结果显示，早期过度警觉症状可预测后期心理压力，且星形胶质细胞来源外泌体中促炎（IFN-γ、IL-6）和抗炎（IL-10）标志物水平显著升高。研究首次证实脑源性外泌体作为心理压力生物标志物的可行性，为精神病学提供新研究方向。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医疗工作者（HCWs）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不仅体现在身体上的健康风险，也反映在心理和情绪健康方面。尽管医疗机构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例如提供培训、防护装备和心理支持，但这些措施对医疗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仍未完全明确。因此，研究医疗工作者在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变化，以及如何通过生物标志物识别那些可能发展为心理困扰的个体，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研究发现，外泌体（EVs）作为脑细胞释放的细胞外囊泡，具有独特的生物特性，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被血液检测到，这为心理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外泌体是几乎所有细胞类型都能分泌的膜包被小囊泡，直径通常在40至100纳米之间。这些小囊泡在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免疫调节、细胞间通讯和疾病进展。在神经系统中，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是主要的细胞类型，它们释放的外泌体在血液中具有高度的可检测性，因为它们携带了特定的表面标记物，如GLAST、L1CAM和TMEM119。这些标记物分别对应星形胶质细胞、神经元和小胶质细胞，使得研究人员能够通过特异性抗体识别并分离不同来源的外泌体，从而分析其携带的炎症因子。这种分离技术不仅有助于理解神经免疫机制在心理疾病中的作用，还为开发非侵入性的血液生物标志物提供了可能性。

本研究通过一项纵向的前瞻性调查，追踪了15名医疗工作者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初始访视、3个月后和6个月后）收集了血液样本，以分析脑源性外泌体中的炎症因子水平。参与者包括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和呼吸治疗师，他们在疫情期间直接接触患者。研究排除了有新冠感染史、当前使用尼古丁或大麻、患有糖尿病或过去6个月内被诊断为抑郁症或职业倦怠的个体，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在初始访视时，参与者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填写了问卷，评估其对疫情的感知、心理压力、职业倦怠、失眠情况等。在后续访视中，他们再次完成了相同的问卷，并提供了血液样本以检测外泌体中的炎症因子。

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压力的早期表现，尤其是高唤醒状态，可能是后续发展为心理困扰的关键预测因素。在最终的心理健康评估中，使用Kessler心理压力量表（K10）将参与者分为“无/低心理压力”和“中度/重度心理压力”两组。数据显示，中度至重度心理压力组的医疗工作者在年龄上明显大于无/低心理压力组，这可能与他们的工作经验和责任负担有关。此外，尽管职业倦怠和失眠症状在医疗工作者中普遍存在，但这些症状并未与心理压力水平显著相关。相反，早期的高唤醒症状被发现与后期的心理压力发展密切相关。

在炎症因子的分析中，研究团队发现星形胶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中，抗炎因子IL-10和促炎因子IFN-γ的水平在中度至重度心理压力组中显著升高。这表明，星形胶质细胞可能在心理压力引发的炎症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神经元来源的外泌体中，MCP-1的水平在初始访视时有所升高，而小胶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中，MCP-1的水平则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星形胶质细胞在心理压力相关的神经免疫机制中的重要性。

本研究还强调了外泌体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潜力。与传统的血浆炎症因子检测相比，外泌体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神经系统的炎症变化，因为它们来源于特定的脑细胞类型。这种特异性使得外泌体成为识别“高风险”个体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在职业压力和心理困扰的背景下。此外，研究团队指出，外泌体的炎症内容可能与心理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这为未来的心理健康监测和干预提供了新的方向。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量较小，仅15名参与者完成了整个研究，这可能影响统计分析的效力和结果的普适性。其次，研究排除了有新冠感染史的个体，这可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不足。此外，由于数据主要来自自我报告，缺乏临床诊断的确认，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尽管如此，本研究为探索医疗工作者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并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医疗工作者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压力与神经免疫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早期的高唤醒症状可能是心理压力发展的关键信号，而星形胶质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中的炎症因子水平可能与心理压力的严重程度相关。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医疗工作者在特殊环境下的心理反应机制，还为开发非侵入性的血液生物标志物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量，并纳入更多类型的医疗工作者，以验证这些发现的普遍性。同时，结合临床诊断和更广泛的生物标志物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心理压力与炎症因子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医疗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