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仅依靠患者的知识是不够的：探讨中国女性在妊娠糖尿病管理中的行为和态度差距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Why patients’ knowledge alone isn’t enough: examining behavioral and attitudinal gaps in gestational diabetes management among Chinese women

本研究对青岛3,426名妊娠糖尿病（GDM）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发现70%具备相关知识，但仅45%持有积极态度，43%实践良好。低教育水平和老年是实践障碍主因，需通过教育整合、社区支持和数字工具实施公平干预。

　　中国近年来孕产妇糖尿病（GDM）的发病率持续上升，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孕产妇糖尿病不仅对母亲健康构成威胁，还可能对胎儿及新生儿产生深远影响。该疾病通常在妊娠期间首次被发现，其管理涉及多方面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包括饮食控制、规律运动、血糖监测以及必要的药物治疗。然而，当前研究显示，尽管部分孕产妇具备基本的疾病认知，但其在实际行为执行和态度上的表现却存在显著不足，这给疾病的防控和长期管理带来了挑战。因此，理解孕产妇对GDM的认知、态度和行为（KAP）差异，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干预措施，从而改善疾病管理效果并降低其对母婴健康的长期影响。

本研究覆盖了中国青岛地区的3,426名孕产妇，其中年龄范围为20至60岁，样本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产前诊所，确保了研究的广泛代表性。研究采用了一种经过验证的25项KAP问卷，通过微信（WeChat）进行数字化问卷调查，而在农村地区则采用纸质问卷。这种调查方式兼顾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技术普及程度和数据收集便利性，最终达到了89%的问卷回收率。问卷内容涵盖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均设有不同的问题，参与者可选择“是”、“否”或“可能”作为回答。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孕产妇对GDM的理解程度、态度倾向以及实际行为表现。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63%的参与者认识到GDM与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等并发症之间的联系，但仅有50%的受访者了解GDM的综合管理方法，包括饮食、运动、药物和血糖监测的必要性。这一比例相对较低，表明许多孕产妇对GDM的管理仍存在知识盲区。此外，仅有38%的受访者知晓需要定期进行眼科检查，40%的受访者了解足部护理的重要性，反映出对特定预防措施的认知不足。在行为方面，研究发现只有36%的受访者遵循血糖监测建议，38%的人限制饮酒以稳定血糖水平，而53%的受访者实践了足部护理。尽管59%的受访者遵循了药物治疗，但总体而言，自我管理行为的执行率仍低于预期。这表明，虽然部分孕产妇具备基本的疾病知识，但在实际行为上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在血糖监测和生活方式调整方面。

从态度角度来看，64%的受访者认为以健康为导向的行为是GDM管理的关键，而仅有36%的受访者认为个人责任在疾病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这表明，尽管大多数受访者对疾病管理有一定的认知，但其对自身行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仍显不足。此外，39%的受访者表示感觉医疗人员未能充分理解她们的担忧，反映出医患沟通和信任方面的潜在问题。这些态度上的差异可能影响孕产妇对疾病管理的依从性，从而增加母婴健康风险。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社会人口学因素对KAP的影响。例如，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接受糖尿病教育（OR 2.67，95% CI 1.94–3.69，p?p?p?p?
从整体来看，70%的受访者具备基本的GDM知识，但仅有45%的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43%的人能够执行良好的自我管理行为。这种知识与行为之间的不匹配，揭示了在疾病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挑战。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直接转化为积极的行为，这可能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以及社会支持密切相关。例如，研究发现，家庭糖尿病史与积极态度之间存在显著关联（OR 2.65，95% CI 2.13–3.32，p?p?
研究还发现，文盲的受访者在自我管理行为方面表现尤为薄弱。在文盲群体中，仅有10名受访者达到了“良好自我管理”的标准，显示出文盲群体在GDM管理中的特殊挑战。文盲不仅限制了孕产妇对复杂健康信息的理解能力，还可能影响她们对疾病管理的执行意愿和依从性。此外，经济条件较差的受访者（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在血糖监测和药物使用方面表现出较低的依从性，这可能与医疗费用负担有关。因此，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疾病管理能力，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如提供补贴性的血糖监测工具和健康教育材料。

在态度和行为之间，研究发现负面态度与不良自我管理行为存在显著关联（OR 5.56，95% CI 4.48–6.91，p?
在干预策略方面，研究强调了需要采取多维度、多层次的措施，以弥补孕产妇在GDM管理中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差距。例如，针对文盲群体，可以通过视觉辅助工具（如图示、视频教程等）来提升健康教育的可及性；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支持和简化医疗流程来减轻疾病管理的负担；而对于年长群体，则需要通过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和定期随访来维持其疾病管理的持续性。此外，研究还建议在产后阶段加强健康教育和监测，因为产后是疾病管理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高风险人群中，及时的干预可以有效降低未来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GDM的管理不仅涉及个体层面的行为改变，还与社会文化背景、医疗体系结构以及政策支持密切相关。在中国，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如“为两个人吃饭”等观念）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孕产妇在疾病管理方面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健康教育的普及率较低，导致孕产妇对GDM的认知和管理能力不足。因此，提高农村地区的健康教育水平和医疗基础设施，是降低GDM相关健康风险的重要措施。

此外，研究还指出，GDM的管理需要从长远角度出发，关注其对后代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孕妇在妊娠期间的高血糖状态可能通过表观遗传和代谢重编程影响胎儿的健康，增加其未来患肥胖、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因此，GDM管理不仅是对当前母婴健康的保障，还涉及对下一代健康风险的预防。这进一步强调了在孕期和产后阶段进行系统性健康干预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孕产妇在GDM管理中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差距，以及这些差距背后的多重社会和文化因素。研究结果表明，GDM管理不仅需要个体层面的健康教育和行为改变，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包括改善医疗资源分配、加强健康教育普及以及推动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高孕产妇的疾病管理能力，降低GDM对母婴健康的长期影响。同时，研究也呼吁关注那些处于弱势群体中的孕产妇，如文盲、低收入者和年长群体，通过多层次的干预策略，实现更公平的健康服务和更有效的疾病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