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酒精/物质使用障碍对女性吸烟行为的影响：婚姻调适与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研究

本研究针对女性吸烟率持续攀升的全球性问题，聚焦酒精/物质使用障碍(AUD/SUD)患者配偶这一高风险群体，通过横断面调查(n=250)揭示65.2%的惊人吸烟率，并发现婚姻调适(MAS)评分每增加1单位会使吸烟风险升高1.12倍(95% CI:1.00-1.12)，而社会支持(MSPSS)不足者风险增加1.35倍(95% CI:1.18-1.55)，为针对特殊人群制定综合干预策略提供了循证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吸烟已成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土耳其女性吸烟率从2008年的15.2%攀升至2016年的19.2%，呈现出与南欧国家相似的高学历女性吸烟率上升趋势。然而，现有研究对酒精/物质使用障碍(AUD/SUD)患者配偶这一特殊高危群体的关注明显不足。这类女性不仅面临常规的吸烟危害，还需应对配偶成瘾行为导致的家庭功能紊乱、心理压力激增等复合风险。Gozde Alkan等学者在《BMC Women's Health》发表的研究，首次系统探讨了土耳其AUD/SUD患者配偶中吸烟行为与婚姻调适、社会支持的关联，为理解这一弱势群体的健康需求提供了重要数据。

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以Izmir Katip Celebi大学医院AMATEM单元就诊的1500名AUD/SUD患者配偶为总体，通过Epi Info计算获得306人的样本量（置信度95%，误差边际4%）。最终纳入250名女性（覆盖率81.7%），采用标准化问卷收集人口学特征、吸烟状况（含Fagerstrom尼古丁依赖测试）、健康状态等信息，并运用婚姻调适量表(MAS)和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评估核心变量。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和逻辑回归模型，显著性阈值设为P<0.05。

研究结果呈现多维度发现：在人口学特征方面，65.2%的受访者为当前吸烟者，其中28.3%存在极高尼古丁依赖（Fagerstrom评分≥8）。与配偶为酒精依赖者相比，物质滥用者配偶的吸烟率显著更高（p=0.003，效应量phi=0.188）。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学历女性吸烟风险是低学历者的2.3倍，这颠覆了传统认知中教育水平的保护作用，研究者认为可能反映土耳其高知女性将吸烟视为"经济独立象征"的文化现象。

健康状态分析揭示矛盾现象：无慢性病史者的吸烟风险反而更高。研究者引用健康信念模型解释，认为疾病诊断可能激发戒烟动机。同时，76.8%的受访者自述需要心理支持，这部分人群吸烟风险增加1.8倍，印证了"自我治疗假说"——女性更可能通过吸烟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休闲活动方面，无兴趣爱好者的吸烟率达72.4%，提示培养替代性减压方式的重要性。

在社会心理维度，研究获得关键发现：MAS评分≤43.5（婚姻不和谐阈值）的女性吸烟风险增加1.1倍，自评婚姻"不幸福"者吸烟率高达81.3%。MSPSS总分<35.6分（均值截断值）者风险提升1.4倍，其中家庭支持不足的影响最为突出（OR=2.1）。这些结果支持了"压力-脆弱性"模型，表明婚姻冲突和孤立无援的状态会促使女性依赖尼古丁调节情绪。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COVID-19疫情对数据的潜在影响：隔离政策可能加剧了研究对象的心理压力，使吸烟率数据偏高。研究者建议未来采用队列设计明确因果关系，并强调该研究存在单中心局限，建议开展多中心验证。从实践意义出发，团队提出三级干预策略：初级预防应针对AUD/SUD患者及其配偶开展联合健康教育；二级干预需整合认知行为疗法与婚姻咨询；三级干预则推荐开发结合药理治疗与社会支持强化的戒烟方案。

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了传统烟草控制策略可能忽视的高危亚群。研究数据表明，每3名AUD/SUD患者配偶中就有2人吸烟，且多伴有重度依赖，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呼吁公共卫生系统建立"家系风险评估"机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系统与婚姻质量的可塑性——通过增强这些保护因素，或能打破女性用吸烟应对压力的恶性循环，为制定性别敏感的健康政策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