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构建与健康保险偏好：中国惠民保险混合选择模型的创新研究

本研究针对中低收入国家(LMICs)因公共卫生融资不足导致的灾难性医疗支出问题，以中国惠民保险(Huimin Insurance)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采用混合选择模型(HCM)整合心理构建因素，揭示了健康风险认知、保险知晓度和价值感知对参保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风险人群更倾向高保障方案但排斥政府强干预，而高知晓度群体愿接受更高保费和更低报销率。该研究为设计兼顾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补充医疗保险提供了重要行为经济学依据。

　　

在全球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3.8（全民健康覆盖）的征程中，中低收入国家(LMICs)正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因自付医疗费用陷入灾难性支出的家庭比例已从2000年的9.6%攀升至2019年的13.5%。中国虽已建立基本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但保障上限、有限报销比例和狭窄的保障范围，仍使重大疾病成为致贫返贫的主要诱因。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医保基金可持续性压力倍增，传统商业健康保险又因高保费和严格核保将大部分人群拒之门外。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创新性地推出惠民保险(Huimin Insurance)——这种由政府引导、商业保险公司运营的补充性普惠保险产品，以128元人民币左右的年保费提供重大疾病保障，目前已在23省129市推广。但作为自愿参保项目，74%的产品参保率不足15%，其补充保障功能远未充分发挥。

为破解这一困局，Wang Qun领衔的研究团队在《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发表重要研究，首次将心理构建系统引入健康保险偏好分析。区别于传统预期效用理论，该研究基于Kunreuther的保险选择序列模型，创新性地构建了包含健康风险认知、保险知晓度和价值感知三维度的心理框架，采用混合选择模型(HCM)整合离散选择实验(DCE)与潜变量模型，对辽宁"惠辽保"参保偏好进行深度解构。研究团队通过KuRunData平台收集1136份有效问卷，运用Apollo软件包进行模型估计，在方法学上实现了行为经济学与健康政策研究的跨学科融合。

研究设计方面，团队通过分析140份惠民保险方案和19位利益相关者访谈，最终确定5个核心属性：个人保费（130-210元/年）、政府参与度（纯商业运营/中度参与/深度参与）、起付线（12-18万元）、报销比例（50-80%）和增值服务（基础/扩展1-3类）。实验采用D-efficient设计生成24个选择集，每个选择集包含2个保险方案和1个退出选项，并通过质量控制题项确保数据可靠性。心理测量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健康风险认知量表Cronbach's α达0.753，保险知晓度0.778，价值感知0.805，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显示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23，CFI=0.993）。

健康风险认知的驱动作用

潜变量模型显示，高龄群体(β=0.263-0.358,p<0.01)和有重大疾病经历者(β=0.219,p=0.041)风险认知显著更高。这类人群对低起付线(β=-0.027,p=0.022)、高报销率(β=0.008,p=0.002)和包含预防筛查的扩展服务(β=0.254,p=0.002)表现出更强偏好，却反常地排斥政府深度参与(β=-0.178,p=0.008)。这表明高风险人群更依赖保险本身而非政府背书来获取安全感。

保险知晓度的调节效应

知晓度高的群体参保概率显著提升(β=0.170,p=0.068)，且对保费上涨(β=0.003,p=0.004)和报销率降低(β=-0.005,p=0.051)的耐受度更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知晓度与低价值感知的组合会激发对预防筛查服务的特殊偏好(β=-0.200,p=0.007)，这为产品精准营销提供了重要线索。

人口学特征的异质性

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认可保险价值(β=0.125,p=0.074)，女性对起付线提高敏感度更低(β=0.032,p=0.021)，而城市居民更倾向政府深度参与(β=0.210,p=0.038)。这些发现说明惠民保险在农村市场和女性群体中具有独特发展潜力。

该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首次验证了心理构建对健康保险选择的预测作用，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分析的局限。实践层面，研究建议：1)针对高风险人群设计低起付线高报销产品时，应弱化政府宣传强调保障实质；2)通过在线平台等渠道提升保险知晓度，可有效提高参保意愿；3)优先扩展预防筛查类增值服务，既能吸引价值认同不足群体，也符合惠民保险在多层次保障体系中的定位。这些发现不仅对中国完善普惠保险体系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巴西、南非等面临类似挑战的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研究特别强调，在基本医保保障不足的背景下，理解心理驱动因素对补充保险发展的关键作用，将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