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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危机响应研究:政府、国家灾害管理机构与非政府组织通过新闻稿和微博进行的指导性应急风险沟通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8月22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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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2023年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灾害,分析了土耳其总统、灾害应急管理局(AFAD)、土耳其红新月会及非政府组织AHBAP发布的137份新闻稿和1086条Twitter/X信息,运用IDEA模型评估其指导性风险沟通与声誉管理策略。结果显示,信息多聚焦灾情通报,但缺乏对次生风险(如食物、水源短缺)的防护指导,且机构间协同不足。研究为多主体灾害响应中的信息优化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提升危机沟通效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和叙利亚交界处接连发生7.8级和7.5级强震,造成5.6万人死亡、1800万人受灾,成为土耳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场灾难不仅带来建筑物倒塌等直接破坏,更引发食物短缺、水源污染、无家可归等次生危机。然而在如此复杂的灾害情境下,各响应机构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发布进行有效风险沟通?其信息是否真正帮助受灾民众应对多重威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灾后救援效率与公众信任构建。
为解答这些疑问,德国伊尔梅瑙工业大学媒体与传播科学研究所的Andreas Schwarz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选取土耳其总统办公室、国家灾害应急管理局(AFAD)、土耳其红新月会及由知名歌手Haluk Levent创立的非政府组织AHBAP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在震后半年内(2023年2月6日至8月5日)发布的1223条危机响应信息。研究创新性地采用IDEA模型(Internalization-Distribution-Explanation-Action)作为分析框架,从风险内化、信息分发、科学解释和行动指导四个维度评估信息质量,同时考察声誉管理策略的使用特征。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定量内容分析与人工编码相结合的策略。由两名土耳其语母语者完成原始资料的翻译与编码,通过Krippendorff's Alpha检验确保编码信度(均值0.95)。数据分析运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并提取Twitter/X的浏览量、点赞数等元数据评估公众参与度。特别关注不同机构在信息类型(新闻稿vs社交媒体)、时间阶段(震后1-8周)和内容要素(如次生风险提示、防护指导)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呈现三大核心结论:
信息内容失衡:灾情通报压倒防护指导
数据分析显示,所有机构发布的信息中44.8%包含对受灾者的同情表达,但仅1.2%提供安全防护指导。AFAD和AHBAP较注重描述灾害影响范围(分别占其信息的50.7%和46.2%),而土耳其红新月会更频繁表达共情(69.5%)。令人担忧的是,关于次生危机的提示极度匮乏——住房短缺(1.4%)、交通瘫痪(0.7%)等关键风险几乎未被提及。尽管IDEA模型强调行动指导的重要性,但总统办公室竟未发布任何具体防护建议,最优异的红新月会也仅30%信息含行动指引。
机构协作缺失:信息孤岛效应显著
研究揭示各机构存在严重的"自说自话"现象。总统办公室50%的信息源引用自身,完全忽视AHBAP的存在;AFAD虽提及红新月会(5%)和地方当局(3%),但同样未引用AHBAP。这种割裂在可视化内容中更为明显——总统办公室17.3%的图片展示政要形象,而其他机构主要呈现救援场景(红新月会49.3%,AHBAP42.5%)。这种差异反映出政府更倾向政治形象塑造,而民间组织聚焦实地救援。
公众响应分化:NGO信息更受青睐
Twitter/X数据显示,AHBAP每条帖子的平均浏览量(180万)远超总统办公室(80.5万)和AFAD(80.6万),红新月会(10.4万)关注度最低。尤其在震后第10-16周,AHBAP帖子的点赞量持续领先,而政府机构互动量随大选临近急剧下降。这种差异可能与红新月会"帐篷售卖"丑闻导致的信任危机有关,而AHBAP凭借名人效应和透明运作赢得更高公信力。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首次系统比较了土耳其多部门灾害响应中的信息策略差异。尽管所有机构都避免使用专业术语(非技术语言占比90.7%),但关键防护信息的缺失仍暴露出"重通报、轻指导"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对叙利亚受灾区的完全忽视(0提及),反映出地缘政治因素可能影响信息完整性。研究强调,在政治化环境中(如土耳其大选期间),政府机构更需通过跨平台、多主体的信息协同来增强公信力,而非单方面强调政治形象。
这项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的成果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其一,证实IDEA模型适用于评估地震等复合型灾害的沟通效能;其二,揭示社交媒体时代NGO在风险沟通中的独特优势;其三,为各国灾害响应体系提供优化路径——包括建立机构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次生风险预警、平衡灾情通报与防护指导等。未来研究可拓展至更多灾害类型,进一步验证多主体协同沟通的最佳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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